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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君子党对峙小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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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政权在王朝嬗替的理论形态上属于西汉政权的延续。外戚势力的此消彼长是西汉一朝由隐而显的政治弊端之一。西汉末年，王莽代汉这一政治事件从本质上凸显了外戚势力对于国家政权拥有巨大的渗透性。时至东汉，外戚势力仍旧是掣肘东汉政权的一个痼疾，“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后汉书·皇后纪》），理论上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某些东汉皇帝却如同傀儡，只能通过联合宦官势力来与外戚势力相颉颃。皇权联合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后，宦官因受荣宠而封侯，渗入了国家政权运作的机体之中。外戚势力与宦官势力逐渐演变为左右东汉政权的两股力量，却往往蠹害生民，残灭社稷。自春秋战国以来包蕴着道德理性精神的士大夫情怀一直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光明面，东汉政权的士大夫集团面对着最高统治者内部的厮杀和边境异民族的不稳定因素，以崇高的儒家道德理念融入国家的政治运作之中，上述所有因素的汇合使得士大夫集团与权力日臻强盛的宦官势力之间矛盾的爆发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党锢列传》与《宦者列传》真实反映了两大势力之间的对抗，展现出士大夫集团的高尚品德和九死其尤未悔的执政理念，以及某些宦官卑琐阴鸷的性格及其祸国殃民的本质，并体现出士大夫的人格气节对于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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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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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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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1]，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2]上之心，轻死重气[3]，怨惠必雠[4]，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5]，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6]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7]，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8]，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9]之风，于斯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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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10]，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11]宦官，帝亦颇谇[12]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13]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14]疾[15]，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16]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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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17]，无所交接[18]，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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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迁，复拜[19]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贫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20]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21]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22]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23]，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24]，特乞留五日，克殄[25]元恶，退就鼎镬[26]，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27]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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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28]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29]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30]。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膺等颇引[31]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32]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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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33]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34]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35]问，无状婴疾，阙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辉，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36]，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37]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顷之，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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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38]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39]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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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40]塞众议。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41]之，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42]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蕃乃谢[43]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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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44]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45]。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46]名，复求寿考[47]，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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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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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基于对东汉王朝在政治领域所呈现出的新情况之洞察，范晔在历史书写的体系中特意创设《党锢列传》这一新的分类方式。“党锢”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名词，其产生与发展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党锢”之“锢”即为禁锢之意。东汉时，外戚、宦官势力长时期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当旧的外戚势力为新生的宦官势力所取代时，依附于旧有外戚势力的士人自然会遭受巨大的打击，“以故吏免官禁锢”（《后汉书·周景列传》）便成为合乎政治运作逻辑的一种有效手段。以河南尹李膺捕杀方士张成之子为肇端，张成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士大夫与太学生以及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大为震怒，下令逮捕党人，祸及陈寔等士大夫共计二百余人。其后经过窦武等人的求情虽然免予处罚，然而二百余人的士大夫集团却被“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波及的范围和社会舆论对于士人集团的巨大同情来看，较之于外戚与宦官势力斗争所造成的士人禁锢，桓帝时期这一次禁锢的政治迫害要酷烈得多，其表征就在于涉及人数的众多，而其后的第二次党锢之祸竟牵涉多达六七百人。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五族为党”，郑玄注：“党，五百家”，大批的正直士人面对着污浊的社会和腐朽的朝廷，确实构成了一个政治性团体，又因为集体遭受禁锢，遂有“党锢”之称。范晔以《党锢列传》为载体，共撰写了二十一位党人的事迹，从范晔饱蘸着同情与揄扬的笔触中可以看出，党锢群体在遭受巨大政治压迫时的那种抗争精神以及浓重的悲剧意味穿越历史的时空，于数千载后的今天看来，仍旧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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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列传》撰述的二十一位党人生平事迹有详有略，而从李膺和范滂所占篇幅的长度以及着墨的内容来看，无疑寄寓着范晔的“精意深旨”。范晔以史学家敏锐的洞察，先是在《党锢列传序》中对士人集团经历的四个历史时期和由此而导致的士风变化进行了剖判，其中尤以“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的论述最为经典：颟顸无能的皇帝依靠宦官维系着统治，心忧天下的正直士大夫群体极端鄙薄祸国殃民的宦官集团，社会上兴起了互相品题的风气，加之士人集团的清议传统自然会与宦官集团的为非作歹发生剧烈的冲突，这些因素的缀合为两个集团之间最终爆发的政治倾轧奠定了无法挽回的现实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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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之一的李膺是颍川人氏，祖辈父辈皆为东汉官僚，其祖父在安帝时期官至太尉，为三公之一。家庭门风对于李膺道德素养以及执政才能的熏陶是一重要的因素。李膺任职青州刺史，守令皆望风弃官，展现了他在吏治整顿方面的刚肠嫉恶；转为乌丸校尉后，抗击鲜卑，“每破走之，虏甚惮慑”，凸显出他在武职方面的杰出才能。其后，李膺迁官至司隶校尉，职能为“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志·百官》）。李膺不避贵戚，诛杀张让之弟张朔，在桓帝质问下仍能据理力争，一时造成“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的局面，而宦官不敢为非作歹的理由正是“畏李校尉”。第二次党锢之祸骤起，李膺本可以接受乡人的建议而逃亡，强烈的抗争意识和对于现实政治的无奈让他选择了为党事而死这一人生悲剧性结局。李膺下狱考死，门生故吏等遭受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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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作为党人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在性格特征上与李膺极为相近，在案察冀州之时，守令自知贪污，也是望风而舍弃官职。以皇帝下诏举谣言考察执政得失为契机，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正直的士大夫品格与刚毅的行政手段在治世确实可以起到推动历史向光明面发展的作用。但桓灵末世朝政窳败的巨大掣肘使得范滂的执政理念无法得以贯彻，范滂因此弃官而去。第二次党锢之祸欲图将反对宦官势力的天下名士一网打尽，诏书下达，县令本愿与范滂一起逃亡，却被范滂义正言辞地加以拒绝。范滂之母面对着与儿子的生离死别，大义凛然，认为范滂“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按：李、杜指李膺与杜密）。从乡党舆论到家庭生活的纵深面，范晔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党人坚守心中固有道德理念的精神，引领并启迪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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