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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宦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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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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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1]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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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2]用权，自众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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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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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3]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初迎帝于邸，以功封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闰、京并迁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4]内外，竞[5]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6]，遂枉杀太尉杨震，废皇太子为济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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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显等遂专朝争权，乃讽有司奏诛樊丰，废耿宝、王圣，及党与皆见[7]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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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北乡侯病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疾不起，共断江京、阎显，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废，常怀叹愤。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并附同于程。至二十七日，北乡侯薨。阎显白[8]太后，征[9]诸王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截单衣为誓。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埶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捍[10]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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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唐衡，颍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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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为大将军，再[11]世权戚，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12]，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13]不相得者皆谁乎？”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迫胁外内，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何如？”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何如耳。”帝曰：“审[14]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复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诏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悺、衡迁中常侍，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悺上蔡侯，衡汝阳侯，各万三千户，赐钱各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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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省中，桓帝时为小黄门。忠以与[15]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熹八年，黜为关内侯，食本县租千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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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16]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17]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18]不报[19]。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20]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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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21]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22]兵斩忠，捕宦官无[23]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皆投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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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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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宦官集团作为与党人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在东汉后期乌烟瘴气的政坛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以至于范晔在《宦者列传》中直言不讳地叙述道：“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掾阉尹倾国。”显然，范晔将东汉王朝的倾覆完全归罪于宦官势力的秉权。这一论断的提出，是范晔基于自汉和帝以来宦官势力发展之历史而加以归纳剖判的。从本质上来看，宦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央专制主义王朝集权政治形态的一种表征，即通过皇权来对个体的身心进行罪恶的戕害；从文化的内核来看，宦官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是中国极为丑恶的一种政治制度，以泯灭人性的残酷手段扼杀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独立性。北宋司马光有惩于唐代宦官之祸，曾有过如下论述：“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东汉时期，外戚势力仍旧严重威胁着皇权的有效统治，宦官制度遂作为与皇权配套的一种畸形政治制度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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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众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任事，在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去世，历明、章、和、殇、安五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宦官势力的巩固与发展。汉和帝即位之初幼弱，窦宪兄弟总揽朝政，皇帝身边可以亲信的只有宦官而已，郑众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永元四年（92年），窦宪与其党羽邓叠、邓磊、郭举、郭璜图谋叛逆，汉和帝预知其谋，倚重“谨敏有心几”且“一心王室，不事豪党”的郑众率先发难，一举摧毁了窦宪的政变图谋，窦宪最终自杀。至此，范晔以“中官用权，自众始焉”八字作结，东汉历史上的宦官势力开始参与到政治的实际决策，这一问题困扰并纠缠着东汉帝国的运作，几乎伴随着这一政权走向最终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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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对于东汉政治的渗透还突出表现在与外戚势力进行斗争并进而拥立新君的行动中，孙程即代表了此一政治格局中宦官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先是邓太后临朝，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去世，安帝之妻阎后及其兄阎显开始了新的外戚统治，第二年汉安帝去世，阎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后汉书·皇后纪》），迎立汉章帝之孙刘懿即皇帝位，是为少帝（刘懿在位仅七个月，作为阎氏外戚的政治傀儡而存在，故而一般观点并不认为刘懿是东汉皇帝，范晔称其为北乡侯，即为明证）。其后刘懿病重而死，汉安帝的废太子济阴王刘保与孙程合谋，一举诛灭阎显势力，济阴王即位，是为汉顺帝。顺帝即位伊始，封赏以孙程为首的十九人为侯，宦官势力进一步渗透到了国家的统治机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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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作为新的外戚势力，历经了顺、冲、质、桓四帝。梁冀因为质帝直言不讳地称其为“跋扈将军”而鸩杀之，皇帝的生命尚且没有保障，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东汉一朝外戚势力的威势竟膨胀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和唐衡在桓帝的授意下一举诛灭梁冀势力，五人因而得以封侯，是为“五侯”。这是东汉政治的一个拐点，范晔称“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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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灵两朝，是宦官集团最为猖獗的历史阶段。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后汉书·杨震列传》）；灵帝昏聩无能，竟称宦官张让为父，赵忠为母。东汉时期皇权和宦官的勾结竟至如此窳败的程度。司马光认为宦官获得皇帝倚重的原因，实是由于宦官“受命则无违忤之患”（《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确为不刊之论。中平元年（184年），黄巾民变骤起，汉灵帝即使在获知张让等人与起义军首领张角有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张让诿过给故中常侍王甫、侯览，竟也没有加罪。“十常侍之政”终于酿成了东汉宫廷的一次剧烈火并，袁绍诛杀全部宦官的举措确实从根本上消除了困扰东汉王朝的历史困局，然而这个王朝也终于在不断的消耗中走向了末路。正如张让投河之前所说的“臣等殄灭，天下乱矣”，之后董卓进京，废少帝而立献帝，天下大乱。其后东汉王朝在曹氏父子的把持下完成了政权的嬗替，公元220年，东汉王朝宣告灭亡，宦官势力的缓慢侵入实是东汉灭亡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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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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