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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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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27]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28]。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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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29]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30]。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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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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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东汉王朝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陷入了外戚势力与宦官势力交互勾结执政的历史怪圈之中，令人触目惊心的宫廷政变一再上演，血腥与杀戮一时间似乎成为东汉王朝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桓帝、灵帝和献帝是东汉王朝最后的三任皇帝，国势日颓，江河日下。秉承着传统儒家道德理念的士大夫集团对于朝政日非的现实自然是痛心疾首，力图重振国家昔日图景的，而同为东汉后期名臣的陈蕃与王允，恰恰代表着这股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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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蕃字仲举，出身于仕宦家庭的他年少而早成，在十五岁时就表现出其卓荦不羁的品性以及力图澄清天下的志向。“见微知著”是史官在历史撰写中普遍使用的创作手法，即以传主尚未显通时的生活细节来对传主的行事作出草蛇灰线式的勾勒，以此体现传主的学养与志趣。陈蕃父亲的友人薛勤面对着陈蕃所居住宅庭院的芜秽表示不满，陈蕃却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这一宣言犹如一声划过苍穹的惊雷，陈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士大夫情怀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与此同时，陈蕃致力于革除宦官秉政这一政治痼疾的夙愿和其后遭受失败而惨遭屠戮的最终结局也就越发充满着历史的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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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理念感召下对士大夫人格的基本要求是仁孝，由仁孝逐步扩大到对于君主的忠诚是契合儒家伦理内在逻辑发展要求的。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此后，举孝廉便成为两汉帝国选拔官员入仕的一项基本政策。随着东汉王朝的腐朽加剧，原本注重品行的选官方式为宦官和外戚势力所渗透，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外篇·审举》）这样的现象。陈蕃身处于王纲解纽的历史时期，主政之地的平民赵宣声称因丧亲而行服二十余年，远超孔子所提倡的三年之丧这一定制，当陈蕃获知赵宣的五个儿子皆为其在服丧期间所出生之后，勃然大怒，以儒家的伦理要求判处赵宣之罪。范晔以敏锐的史识着意刻画了陈蕃这一举措所凸显出来的浓厚儒家道德理念，为陈蕃之后与强大的宦官势力对抗作出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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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蕃在其政治生涯和生命同时走向终结的时刻，确实践行了年轻时意图扫除天下的宏愿。陈蕃时年七十余岁，与外戚窦武结成政治同盟，力图一举剪除困扰东汉王朝的宦官问题。其后窦陈结盟之事泄露，曹节、王甫等宦官矫诏诛杀窦武，陈蕃在危急的情况之下仍旧声色俱厉痛斥宦官集团的反逆行为，所谓“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这一细节刻画使得陈蕃的形象于千载之后仍凛凛然如有生气，一位拥有高尚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功败垂成时的无奈和不屈如在眼前，令人动容！陈蕃被送往黄门北寺狱后当日遇害，宗族、门生故吏都被免官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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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局每况愈下，两次党锢之祸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基，随着中平元年（184年）黄巾民变的爆发，在实质上敲响了东汉帝国的丧钟。其后何进谋除宦官被杀，袁绍又将宦官集团诛杀殆尽，朝廷内部一片狼藉。素有野心的西北军阀董卓遂进入洛阳，一举掌控朝政，废少帝而另立献帝。王允就身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之中。董卓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为了躲避关东联军的兵锋，决计迁都长安，一时“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后汉书·董卓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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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年少时就被人物品题的大家郭林宗称为“王佐才也”，在董卓当政的酷虐环境下，王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获得了董卓的信任，委之以重任。出于汉臣政治伦理的需要，王允在暗中一直策划着诛灭贼臣董卓的宫廷政变，终于在吕布的协助下成功实现。董卓被诛，东汉王朝振兴的曙光似乎再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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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政治层面合理地处置董卓余党，对于王允而言是一项极大的考验。岂料王允“刚棱疾恶”，没有深刻估量董卓余党的政治危害性，又“不循权宜之计”，欲图一举解除董卓将校的兵权，王允先是逼死了为董卓败亡而表示惋惜的一代名儒蔡邕，这一文化屠灭政策成了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无以自安并合谋围攻长安的导火索（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后汉书·董卓列传》）。王允遂在这一失败的政治决策中随同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和宗族十余人惨遭诛杀，原本渐趋稳定的东汉政权再一次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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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蕃和王允作为东汉后期的名臣，拥有着传统士大夫匡扶国家于危难的气度和品格，前者由于宦官势力的强大而折戟沉沙，后者由于性格缺陷导致的决策失误而功败垂成，但他们极富抗争精神的士大夫气节和于危难之中匡正国家的精神力量仍将鼓舞着后世的正直士人。他们扫除中央离心势力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了，失败背后所存在的经验与教训却值得我们细细体会，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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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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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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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候：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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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疾：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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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官：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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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望：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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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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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危：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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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极：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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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钧：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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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耽：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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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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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纵：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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