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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09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12]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13]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14]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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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13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15]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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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17 (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16]。天子假[17]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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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21 (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18]而教学之,庶几[19]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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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25 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20],入朝不趋[21],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22]。马超余众梁兴等屯蓝田,使夏侯渊击平之。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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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29 (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23]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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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33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天子命王女为公主,食汤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24]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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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37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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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39 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25]乃职。敛以时服,无[26]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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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41 选自《三国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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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43 〔赏析〕《魏书·武帝纪》是《三国志》的第一篇。陈寿《三国志》以实录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即有“陈寿史皆实录”条以阐发之。《武帝纪》开首叙曹操出生来历,“帝王之兴,不容无本”是中国历史传统观念与正史凡例,故陈书不能不叙。陈书以“莫能审其本末”叙评“武帝出生本末”,王鸣盛书卷四十极称“此正陈寿立文之妙”。盖其文虽有曲而无饰,似可称“曲折的实录”。但王书卷三十八中已先揭出“曹腾,宦者中之最奸狡误国者”,后又肯定《后汉书·袁绍传》陈琳所作檄之宣“操奸阉遗丑”,“乃道其实也”。曹腾亦实与左悺、徐璜等“饕餮放横,伤化虐人”,是祸乱朝廷擅权误国的宦官集团之重要一员。于此,陈书皆未提及。故陈书之实录,也是“有遗漏的实录”。陈寿《魏书》所据,仅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其后,相关史书现世寝多,至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乃有裴松之存录补缺、抄备异闻而成的《三国志注》。裴注所引史料多至二百十种,即《武帝纪》就多出廿四种,善恶皆备,正负俱见。叶适谓“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故阅《武帝纪》,须配合着读裴注及范晔《后汉书》相关传记,拾遗补阙,斟酌审察,始有可能窥见曹操之真相与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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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45 曹操无疑是三国时代的头号主角。但时至今日,一说起曹操,就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许劭对曹操的定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汉书·许劭列传》记载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二是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之为曹操翻案。许劭之评本来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史学运动式的为曹操翻案就成了问题。所以两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即对于曹操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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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47 由《武帝纪》,大体可以说,参与初平元年(190年)山东群雄声讨董卓会盟,是曹操一生政治崛起的关节。在此之前,自年二十举孝廉为郎起十五六年间,曹操的政治表现无不良记录。而其治理济南国,奏免阿附贵戚的长吏、禁断淫祀、使郡界肃然,展现的确实是能臣之才干。又不受董卓之召而散家财合义兵谋救乱诛暴,乃至会盟讨卓,见诸军逗留,挺身责让盟主与诸军主,独引兵西向,更是英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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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49 20世纪60年代初为曹操翻案大讨论,当然不是翻这个“能臣”的案,而是要翻“奸雄”的案。许劭之评,原也落实在这“奸雄”二字上。中国古义,“雄”是指能力、才干超群的中性词(参阅本书中刘秀组),“英”则是多兼具德性的褒义词,所谓“英是贤才绝异之称”(《诗·汾沮洳·疏》),“德过千人曰英”(《辨名记》)即是。也就是说,虽其人能力超群,但若被视为道德、人品有问题,往往会补称之为枭雄或奸雄。重视善恶是非的道德评价,所谓一字褒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恶就是恶,奸就是奸,毫不假借,乃中国古典史学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精义。如果曹操的政治生涯止步于参与会盟讨卓,冠称英雄或不为过。可惜自会盟之后,曹操一方面从一个部门与地区走上了一个更大的平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高端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也走上了奸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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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51 曹操其人在道德上是过不了中国传统史学关的。王夫之是被国内学界罕见肯定的中国传统主流的哲学家、思想家,但他的《读通鉴论》对曹操明确无误地持严格的道德批评态度。曹操为报父仇,兴兵征陶谦,《武帝纪》略谓“所过多所残戮”,实况为“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王夫之评曰:“惨毒不仁,恶滔天矣。”王夫之将曹操判为袁绍同类,乃是“怀不测之情”,存“觊觎之志”的政治野心家,但他认为曹操的政治野心是会盟讨卓之后被一步一步激发滋生出来的。“董卓死,李、郭乱,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袁术窃,刘表僭,献帝莫能驭,而后曹操之篡志生”,这当然还是着眼现象的历史分析。若真从人性论史的角度看,“惨毒不仁”就是曹操之性,而其“篡志”及奸诈,“惨毒不仁”之性其实正是随着条件的发展而步步暴露与表现出来的。《曹瞒传》所记操少时给叔父下套以败其告,《世语》、《杂记》所记操恩将仇报屠吕伯奢全家及“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皆曹操会盟讨卓前奸诈邪毒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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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53 不遵守任何合理合法包括自定的规则,且任何规则都是他不测之情、不轨之志的工具和手段,这种奸诈、邪恶之性征,乃其表现于为人和政治行为的本质。但曹操对名教还心有顾忌,故有建安八年欲复仁义礼让之风,命郡国各修文学令,建安九年重豪强兼并法,建安十年以儒家伦理整理风俗等举措。王夫之亦认为曹操是“虽怀不测之情,而固可以名义驭也”的“所谓雄桀”。曹操的奸诈集中表现在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僭夺,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挟天子,擅威福,将夺汉室”。其实这也是对会盟讨卓后曹操基本政治活动及其本质表现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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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55 说曹操之奸,集中就奸在臣奸君权,臣觊君位。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君臣各有职分(职责和职业道德)须遵守,君不得违悖,臣不得僭越。在王权还没有失去合理意义时,君臣伦理维持着权力运作的程序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在中国古代,若天子残暴无道、荒淫无耻、嬉戏无度、败坏法度,则被视为严重违背职分,而可遭受废黜或放逐,但这仅是人事变化,君臣伦理并不因此不存有而依然有效。献帝刘协一出生,生母王美人即被何皇后鸩杀。年十,被立,“汉君懦弱曹吴霸”(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但懦弱无罪,献帝的君位具正当性。因此结合现代权力学的观点分析,曹操以丞相的臣位(非最高权位)通过强势和暴力等手段,“欺人孤儿、寡妇”(《资治通鉴·晋纪十七》),逼迫最高权力屈从其意志,而僭用君权,这就是篡。《武帝纪》所载诛伏后云云,记录的是曹操这个奸,京剧《逍遥津》演的也是曹操这个奸。历代奸相擅朝政皆有僭用最高权力的特点,差别在于历代奸相主要用的是逢君之恶、从谀、欺诈等软手段,曹操则是上述的硬手段;历代奸相仍保持着君臣关系,而天子在曹操这里根本就只是傀儡、工具、人质,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历代奸相并非全有觊觎不轨之志,曹操僭用君权,却是他“将夺汉室”的部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做周文王,以儿子为改朝换代的周武王做出准备和铺垫,所以曹操乃“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亦所以曹操是中国古代第一大奸相,从而几乎成了“奸诈”、“奸雄”的代名词。综合言之,曹操善“权谋机变”的能力,成就的是一代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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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5657 20世纪60年代学界那场以曹操为主题的大讨论,主旨就是要翻掉“奸雄”这个案。而为曹操翻案的主要理由也可以说是唯一理由,是曹操统一了北方(其余屯田发展经济云云皆附属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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