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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4]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卓未至而进见[5]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6]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7]诣县，邑中或窃[8]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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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元年）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9]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10]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11]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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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12]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13]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14]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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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15]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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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16]。天子假[17]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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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18]而教学之，庶几[19]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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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20]，入朝不趋[21]，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22]。马超余众梁兴等屯蓝田，使夏侯渊击平之。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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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23]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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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天子命王女为公主，食汤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24]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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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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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25]乃职。敛以时服，无[26]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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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三国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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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魏书·武帝纪》是《三国志》的第一篇。陈寿《三国志》以实录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即有“陈寿史皆实录”条以阐发之。《武帝纪》开首叙曹操出生来历，“帝王之兴，不容无本”是中国历史传统观念与正史凡例，故陈书不能不叙。陈书以“莫能审其本末”叙评“武帝出生本末”，王鸣盛书卷四十极称“此正陈寿立文之妙”。盖其文虽有曲而无饰，似可称“曲折的实录”。但王书卷三十八中已先揭出“曹腾，宦者中之最奸狡误国者”，后又肯定《后汉书·袁绍传》陈琳所作檄之宣“操奸阉遗丑”，“乃道其实也”。曹腾亦实与左悺、徐璜等“饕餮放横，伤化虐人”，是祸乱朝廷擅权误国的宦官集团之重要一员。于此，陈书皆未提及。故陈书之实录，也是“有遗漏的实录”。陈寿《魏书》所据，仅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其后，相关史书现世寝多，至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乃有裴松之存录补缺、抄备异闻而成的《三国志注》。裴注所引史料多至二百十种，即《武帝纪》就多出廿四种，善恶皆备，正负俱见。叶适谓“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故阅《武帝纪》，须配合着读裴注及范晔《后汉书》相关传记，拾遗补阙，斟酌审察，始有可能窥见曹操之真相与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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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无疑是三国时代的头号主角。但时至今日，一说起曹操，就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许劭对曹操的定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汉书·许劭列传》记载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二是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之为曹操翻案。许劭之评本来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史学运动式的为曹操翻案就成了问题。所以两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即对于曹操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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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帝纪》，大体可以说，参与初平元年（190年）山东群雄声讨董卓会盟，是曹操一生政治崛起的关节。在此之前，自年二十举孝廉为郎起十五六年间，曹操的政治表现无不良记录。而其治理济南国，奏免阿附贵戚的长吏、禁断淫祀、使郡界肃然，展现的确实是能臣之才干。又不受董卓之召而散家财合义兵谋救乱诛暴，乃至会盟讨卓，见诸军逗留，挺身责让盟主与诸军主，独引兵西向，更是英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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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为曹操翻案大讨论，当然不是翻这个“能臣”的案，而是要翻“奸雄”的案。许劭之评，原也落实在这“奸雄”二字上。中国古义，“雄”是指能力、才干超群的中性词（参阅本书中刘秀组），“英”则是多兼具德性的褒义词，所谓“英是贤才绝异之称”（《诗·汾沮洳·疏》），“德过千人曰英”（《辨名记》）即是。也就是说，虽其人能力超群，但若被视为道德、人品有问题，往往会补称之为枭雄或奸雄。重视善恶是非的道德评价，所谓一字褒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恶就是恶，奸就是奸，毫不假借，乃中国古典史学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精义。如果曹操的政治生涯止步于参与会盟讨卓，冠称英雄或不为过。可惜自会盟之后，曹操一方面从一个部门与地区走上了一个更大的平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高端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也走上了奸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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