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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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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汉末，皇室衰微，天下大乱，《后汉书·袁绍列传》即有文曰：“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大博弈的时代。《后汉书·袁绍列传》详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是实录这个时代的一份重要文本，对这个大时代的动乱与博弈的大格局、大脉络，对由诛宦、讨卓而“绍、操终图汉室”（《后汉书·孔融列传》）的演变大势，都有充分的表现，历史信息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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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逐鹿中原的博弈群雄有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即董卓、袁绍和曹操。先是董卓被诛，袁绍最终败于曹操之手。《袁绍列传》没有因为袁绍的逐鹿失败而将其丑化、矮化，将袁绍诛宦、讨卓的功勋移花接木到曹操头上，恰恰相反，本传实录了袁绍集团的成败得失，保存了袁绍的英雄表现、时代贡献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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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传记载，袁绍是以英雄豪杰的表现而进入历史的。绍家世显赫，四世五公，“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父成“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留下了庞大的关系网。绍虽为贵公子，却绝非纨绔子弟。汉以孝治天下，然而三年之丧久不行，绍却连服父母之丧大礼，王粲《英雄记》曰：“凡在冢庐六年”，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周寿昌曰：“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选文谓绍“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云云，还说明绍继承“好交结”的家族传统，利用父祖辈的政治社会资源，交结天下，建立了强大广泛的人脉。交结天下豪杰是一富有时代特征、内具政治性的社会行为，如《后汉书·郑太列传》所谓，“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郑太（即郑泰）尝为大将军何进征用，后又与绍“奔走之友”何颙共说董卓以绍为勃海太守，被视为绍的“党与”。袁绍必如郑泰般，对时难具有一种政治敏感性和志向。透观袁绍其人为游侠豪杰式人物，《英雄记》即以“好游侠”概述其人，汉末极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则称绍为“公族豪侠”（《后汉书·许劭列传》）。汉世以侠闻者，皆“振穷济急”，所谓“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荀悦《汉纪》卷十），有英雄气概和担当精神。“以救时难”当为袁绍交结天下的初蓄之志，故其活动与行为必与擅权乱政的宦官集团利益相左，致“内官皆恶之”，十常侍集团首领之一的赵忠更向其集团发出内部警告，似已视绍为重要政敌；但即便是面对叔父袁隗出面的家族内部压力，“绍终不改”其志，显示出将与宦官集团不合作乃至作对到底的态度，也表现出他正向的政治意志。自“绍少为郎”至“绍终不改”这段文字虽仅一百二十九字，却已将袁绍的基本性格和面貌描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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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何进并组织诛宦政变，正是袁绍基本性格、政治志向和行事逻辑的必然。《后汉书》一仍《史记》、《汉书》旧例，纪传互见，诛宦事详《何进传》。这里要补充的是，事起于绍之屡劝，而大将军“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以致谋定而“事久不决”。由绍划策，多召四方猛将豪杰，引向京城。何进被诸宦诱杀后，绍仍与袁隗矫诏发动政变，捕斩赵忠等。袁绍是诛除诸宦的实际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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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窃取了诛宦的胜利成果。置身凶残蛮横的董卓强权中，袁绍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为现代官场视野所未见。董卓拥制善战的西凉强兵，绍初畏。当董卓欲废少帝立陈留王（即献帝）时，绍竟一扫畏卓情绪，挺身反对擅行废立的董卓，直至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公开决裂，《英雄记》曰：“坐中惊愕”。绍悬节上东门，而奔冀州。这种临大节而不畏强暴，不顾身危，不惜权位，以理抗势，担当道义的行为，谓之豪气干云、大义凛然，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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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废立得逞后，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袁绍以勃海太守首发义兵，为关东群雄遥推为讨卓盟主。在京师的袁氏宗族五十余人全部遇害，宗族牺牲的代价反而增加了袁绍讨卓的号召力、凝聚力，“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在天下“同举义兵”（《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的强大压力之下，董卓西退，终于被诛。英雄与时势互动，时代的动乱、危机往往会涌现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也会推动历史。讨卓与诛宦是汉末的两件大事，而绍皆出首功，完全可视为这个英雄时代的一个创造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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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讨卓，袁绍获得大发展，领冀州牧，威震河朔，直至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雄踞河北，成为董卓之后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都承认这个事实，曰：“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曹操曾为袁绍所扶助，曹操集团自初平三年（192年）占有兖州后，才从依附的袁绍集团中独立出来，但袁绍还是输给了曹操，输在哪里？这里所录选文，实已交代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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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传所总结的：“短于从善，故至于败。”这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能犯的关键性、有时是致命性的毛病。袁绍不能听从沮授之计，因此在与曹操的博弈中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大战略的先机，未能占据正义性、合法性的政治道德高地、掌握政治上制人的主动性。诛灭董卓后，当初群雄“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形势，依沮授观察，已演变为“外托义兵，内实相图”的自图征伐。然而汉室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汉天子还是可以号令天下的，至少作为象征性的旗帜能赋予拥兵征伐的合法性，故云“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形势与道理讲得如此明白，绍“竟不能从”。结果，被曹操得了先机。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听从毛玠计，迎天子都许，即“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居高临下且名正言顺，下诏书责绍，剥夺了袁绍拥兵据地树党讨伐的合法性、正当性。这一刻，操、绍高下已分，袁绍成了“不臣”，其失势已不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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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善，有其性格原因，就是选文指出的绍“性矜愎自高”。既失政治先机，这个“短于从善”的毛病，袁绍仍一犯再犯：不听田丰计以乘曹操东击刘备之机举军袭其后；不从沮授、田丰计以致官渡大败。程昱尝对曹操曰：“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袁、曹博弈亦是智术博弈。袁绍“智不能济”的突出表现正是“短于从善”，根源亦在他的性格。刚愎自用，浪费了父祖辈留下的巨大资源，终于断送了河北基业。就此而言，袁绍输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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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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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忧：父母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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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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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礼：以平等的礼节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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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恶：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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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省：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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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说：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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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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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禽：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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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愤毒：愤怒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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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案：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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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遗：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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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阴：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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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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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报：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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