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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窃取了诛宦的胜利成果。置身凶残蛮横的董卓强权中，袁绍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为现代官场视野所未见。董卓拥制善战的西凉强兵，绍初畏。当董卓欲废少帝立陈留王（即献帝）时，绍竟一扫畏卓情绪，挺身反对擅行废立的董卓，直至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公开决裂，《英雄记》曰：“坐中惊愕”。绍悬节上东门，而奔冀州。这种临大节而不畏强暴，不顾身危，不惜权位，以理抗势，担当道义的行为，谓之豪气干云、大义凛然，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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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废立得逞后，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袁绍以勃海太守首发义兵，为关东群雄遥推为讨卓盟主。在京师的袁氏宗族五十余人全部遇害，宗族牺牲的代价反而增加了袁绍讨卓的号召力、凝聚力，“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在天下“同举义兵”（《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的强大压力之下，董卓西退，终于被诛。英雄与时势互动，时代的动乱、危机往往会涌现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也会推动历史。讨卓与诛宦是汉末的两件大事，而绍皆出首功，完全可视为这个英雄时代的一个创造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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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讨卓，袁绍获得大发展，领冀州牧，威震河朔，直至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雄踞河北，成为董卓之后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都承认这个事实，曰：“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曹操曾为袁绍所扶助，曹操集团自初平三年（192年）占有兖州后，才从依附的袁绍集团中独立出来，但袁绍还是输给了曹操，输在哪里？这里所录选文，实已交代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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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传所总结的：“短于从善，故至于败。”这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能犯的关键性、有时是致命性的毛病。袁绍不能听从沮授之计，因此在与曹操的博弈中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大战略的先机，未能占据正义性、合法性的政治道德高地、掌握政治上制人的主动性。诛灭董卓后，当初群雄“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形势，依沮授观察，已演变为“外托义兵，内实相图”的自图征伐。然而汉室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汉天子还是可以号令天下的，至少作为象征性的旗帜能赋予拥兵征伐的合法性，故云“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形势与道理讲得如此明白，绍“竟不能从”。结果，被曹操得了先机。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听从毛玠计，迎天子都许，即“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居高临下且名正言顺，下诏书责绍，剥夺了袁绍拥兵据地树党讨伐的合法性、正当性。这一刻，操、绍高下已分，袁绍成了“不臣”，其失势已不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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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善，有其性格原因，就是选文指出的绍“性矜愎自高”。既失政治先机，这个“短于从善”的毛病，袁绍仍一犯再犯：不听田丰计以乘曹操东击刘备之机举军袭其后；不从沮授、田丰计以致官渡大败。程昱尝对曹操曰：“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袁、曹博弈亦是智术博弈。袁绍“智不能济”的突出表现正是“短于从善”，根源亦在他的性格。刚愎自用，浪费了父祖辈留下的巨大资源，终于断送了河北基业。就此而言，袁绍输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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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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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忧：父母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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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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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礼：以平等的礼节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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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恶：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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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省：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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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说：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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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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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禽：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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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愤毒：愤怒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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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案：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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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遗：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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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阴：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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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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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报：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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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每：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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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值：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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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稽：叩头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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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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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比：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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