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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窃取了诛宦的胜利成果。置身凶残蛮横的董卓强权中,袁绍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为现代官场视野所未见。董卓拥制善战的西凉强兵,绍初畏。当董卓欲废少帝立陈留王(即献帝)时,绍竟一扫畏卓情绪,挺身反对擅行废立的董卓,直至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公开决裂,《英雄记》曰:“坐中惊愕”。绍悬节上东门,而奔冀州。这种临大节而不畏强暴,不顾身危,不惜权位,以理抗势,担当道义的行为,谓之豪气干云、大义凛然,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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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废立得逞后,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袁绍以勃海太守首发义兵,为关东群雄遥推为讨卓盟主。在京师的袁氏宗族五十余人全部遇害,宗族牺牲的代价反而增加了袁绍讨卓的号召力、凝聚力,“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在天下“同举义兵”(《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的强大压力之下,董卓西退,终于被诛。英雄与时势互动,时代的动乱、危机往往会涌现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也会推动历史。讨卓与诛宦是汉末的两件大事,而绍皆出首功,完全可视为这个英雄时代的一个创造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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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讨卓,袁绍获得大发展,领冀州牧,威震河朔,直至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雄踞河北,成为董卓之后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都承认这个事实,曰:“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曹操曾为袁绍所扶助,曹操集团自初平三年(192年)占有兖州后,才从依附的袁绍集团中独立出来,但袁绍还是输给了曹操,输在哪里?这里所录选文,实已交代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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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传所总结的:“短于从善,故至于败。”这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能犯的关键性、有时是致命性的毛病。袁绍不能听从沮授之计,因此在与曹操的博弈中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大战略的先机,未能占据正义性、合法性的政治道德高地、掌握政治上制人的主动性。诛灭董卓后,当初群雄“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形势,依沮授观察,已演变为“外托义兵,内实相图”的自图征伐。然而汉室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汉天子还是可以号令天下的,至少作为象征性的旗帜能赋予拥兵征伐的合法性,故云“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形势与道理讲得如此明白,绍“竟不能从”。结果,被曹操得了先机。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听从毛玠计,迎天子都许,即“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居高临下且名正言顺,下诏书责绍,剥夺了袁绍拥兵据地树党讨伐的合法性、正当性。这一刻,操、绍高下已分,袁绍成了“不臣”,其失势已不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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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善,有其性格原因,就是选文指出的绍“性矜愎自高”。既失政治先机,这个“短于从善”的毛病,袁绍仍一犯再犯:不听田丰计以乘曹操东击刘备之机举军袭其后;不从沮授、田丰计以致官渡大败。程昱尝对曹操曰:“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袁、曹博弈亦是智术博弈。袁绍“智不能济”的突出表现正是“短于从善”,根源亦在他的性格。刚愎自用,浪费了父祖辈留下的巨大资源,终于断送了河北基业。就此而言,袁绍输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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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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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忧:父母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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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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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礼:以平等的礼节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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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恶: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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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省: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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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说: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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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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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禽: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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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愤毒:愤怒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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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案: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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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遗: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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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阴: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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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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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报: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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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每: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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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值: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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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稽:叩头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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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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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比: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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