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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走：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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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狼戾：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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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贼忍：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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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殆：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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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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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鹰扬：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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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爱：个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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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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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张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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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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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1]，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2]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3]，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4]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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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5]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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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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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6]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7]，然后委质[8]，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9]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10]家出，太祖逆[11]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12]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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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曰：公孙瓒保京，坐待夷[13]灭。度残暴而不节，渊仍业以载凶，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绣、鲁舍群盗，列功臣，去[14]危亡，保宗祀，则于彼为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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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三国志》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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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裴松之注引《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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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略》曰：刘雄鸣者，蓝田人也。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覆车山下，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郭、李之乱，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属州郡，州郡表荐为小将。马超等反，不肯从，超破之。后诣太祖，太祖执其手谓之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礼之，表拜为将军，遣令迎其部党。部党不欲降，遂劫以反，诸亡命皆往依之，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汉中破，穷无所之[15]，乃复归降。太祖捉其须曰：“老贼，真得汝矣！”复其官，徙勃海。时又有程银、侯选、李堪，皆河东人也，兴平之乱，各有众千余家。建安十六年，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陈死。银、选南入汉中，汉中破，诣太祖降，皆复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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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东汉末年的纷争局面为曹、刘、孙三大阵营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其他割据势力，如西北马腾、西南刘璋、荆州刘表、淮南袁术、北方袁绍等都遭遇到兼并抑或是覆灭的结局。夹杂在大军阀中间的中小型军阀如陶谦、吕布、张杨、公孙瓒等则由于立场或战略上处置的不当而招致最终失败。与上述这些军阀相比，规模更小的张鲁却能够偏安汉中一隅之地长达数十年并得以善终，不能不说是当时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张鲁得以保全于乱世的原因与汉中所处的地理位置、采用的统治方式以及谋士阎圃所进献的两条策略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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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出产丰富，即使不依靠外界物资的输入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给自足，因此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在袭破咸阳后进入汉中，保持了之后同项羽竞争的实力。同时，汉中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西北（长安）与西南（成都）之间，欲保有四川者必以汉中为屏障，欲由陕入川者也绕不过这片土地，因此一旦发生波及全国的战事，就必定会发生对于汉中的争夺。在汉末乱局初现的时刻，由于听说益州“有天子气”而谋得州牧职位的刘焉“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将汉中、四川据为己有，成为外界难以染指的个人领地。刘焉死后，刘璋继承益州牧之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益州、汉中长期对立的关系，也给了之后西征的曹操、入蜀的刘备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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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在汉中的统治采取的是一种政教结合的方式。张鲁本人有两种身份：作为政府官员的督义司马（刘焉所表）、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守（朝廷所封）和作为宗教领袖的“师君”（祖父张陵、父张衡所开创和承传的五斗米教）。在政府体系中，张鲁手下有常规的官僚管理群体（比如功曹阎圃等官员）；在宗教体系中，张鲁手下有等级制的治头大祭酒、祭酒、鬼卒等。事实上，由宗教发家的张鲁家族，通过一系列抚恤难民的措施收获了众多民众的拥护，因此汉中的核心管理团队是以张鲁为首的宗教体系（“皆以祭酒为治”），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可以通过裴松之所引的《典略》窥知一二，如“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张衡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这种看似松散的管理方式对于经历了战火逃亡生涯的民众是很有吸引力的，在人心思治的趋势下，汉中无疑是一片和平的乐土，因此数十年来“民夷便乐之”。而张鲁的官员身份又使其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不至于被人非议为黄巾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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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能够在乱世中幸存，离不开其谋士阎圃的两次劝谏。阎圃的生平资料在史书中流传下来的很少，但他为张鲁所作出的一次战略规划（不称王），使张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袁术就曾在不恰当的时间称帝，结果很快覆灭）；阎圃还为张鲁进行了一次战术提示（缓投降），帮助张鲁在同曹操的交手中从气格上的弱势逐渐演变为均势，可谓是算无遗策。当然，张鲁数十年来保境安民的政绩，使得他作为一方诸侯有着同曹操谈判的资本；而其对于身边谋士合理建议的言听计从，也使之能够以较为妥帖的形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接。相比于那些苦战败亡的军阀以及不战而亡的刘表集团，张鲁以一种看似无为而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一点上来看，张鲁无疑是东汉动乱时期众多军阀中的一位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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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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