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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20]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21]。若犹以前事为未工[22]，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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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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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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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23]可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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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24]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25]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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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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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26]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27]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28]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29]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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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30]，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31]，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3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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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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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晋书》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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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魏晋时代是一个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由于造纸、制笔、研墨技术的发展，各种书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成为这个时期书法艺术的高峰。唐太宗李世民喜爱其书法亦为人熟知，他认为：“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俨然将其推为书家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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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字逸少，王导之侄，王旷之子。琅邪王氏是名门望族，也是当朝重臣，王羲之因而也有过经国济世的抱负，担任过秘书郎、会稽内史、右将军等官职，后来因性情与政治局势等原因，寄情山水，不涉政治。魏晋人喜欢品评人物，一人之声名鹊起，多由品题而来，王羲之也不例外。他幼年不善于言，但在得到周的赏识后，开始渐渐为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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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经历过认真揣摩和学习而得来的。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曾言：“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后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见钟繇、梁鹤书；又之洛，见蔡邕《石经》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岁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遂成书耳。”可见他善于融化各体，将当时书法名家们的作品仔细揣摩，才能够达到日后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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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书法造诣令后人望尘莫及，他不仅留下了众多摇曳生姿的书法作品，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多篇指导书法创作的文献。其楷书，为人称道的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行书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孔侍中帖》；草书代表作有《十七帖》、《初月帖》、《长风帖》等，都成为后世书家及收藏家争相模仿和赏鉴的对象。其论书之作，虽真伪莫辨，但也多符合他的创作实际，有《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记白云先生书诀》等论述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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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所展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魏晋风度。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纷争不断，人们对生命、自然最为敏感。玄学流行于世，“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这正是对名教的一种顽抗。王羲之其人其书都体现了道家及玄学的渗透。因为家族的影响，他服膺道教，与支道林关系密切：“王逸少作会稽，支道林在焉……（支道林）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世说新语·言语》）他蔑视名教，多有不近人情之处，世间流传的东床坦腹、书成换鹅等故事都可看出他的通脱不羁。他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不能不说是受到道家提倡的“虚静”、“玄览”等观点的影响。他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也说道：“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把笔抵锋，肇乎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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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羲之并未完全沉浸在道家和玄学学说之中，他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受到儒学安邦济世思想影响的。早年的他关心国事，曾写信给殷浩，力阻他北伐的计划。当东部饥荒之时，他也曾开仓赈济，请求减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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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他的书法也处处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思想。他在《笔势论》中说：“分布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精研，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画银钩，方圆周正”、“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缠身；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不宜伤长，长则如死蛇挂树；不宜伤短，短则似塌死蛤蟆”。这些叙述都是在强调书家写字时必须要符合“中和”之美，他的书法也是自有法度条理，并不逾越过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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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兰亭集序》作为书法作品，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内容体现了他不同于当时一般人对生命的思考。魏晋时期很多受玄学浸染的人，认为生与死没有什么区别，消极被动，人生态度极为虚无。而王羲之在这篇文章中却深刻地反思了这种态度，批判他们“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观念，认为“死生亦大矣”，这是一种认真严肃的反省，让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从这点来看，他在受玄学影响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思考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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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热爱山水，曾经“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他的书法艺术中自然也渗透着对山水的感悟。书画艺术中多用自然景物作比，这是中国文学艺术批评中常有的现象。唐代孙过庭评价王羲之书法时曾说：“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群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书谱》），这是将他的书法还原到了自然万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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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的书法不同于后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无论是书札、便条还是草稿，往往都成为后世珍爱的书法名作。这种自然为之的态度，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就可以发现。《兰亭集序》其实只是他文章的草稿，上面多有涂抹修改的痕迹，初不措意，却自有生趣。王羲之对自己的书法并未吝啬，自抬身价。他可以拿自己写的一篇《道德经》去换回一笼喜欢的鹅，在扇面上题写字句也是因兴之所至。他是一个自然的人，因而他的书法也是一种自然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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