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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辛丑，诏复军士从驾渡淮者租赋三年。癸卯，诏皇太子赴平城宫。壬子，诏济州、东郡、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赐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癸丑，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厚赏。乙卯，曲赦梁州，复人田租三岁。丙辰，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戊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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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八月，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埋之。乙巳，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武贲，以充宿卫。丁巳，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金墉宫成。甲子，引群臣历宴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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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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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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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飨群臣于邺。先是，帝不豫[29]，至是有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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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秘讳至鲁阳发丧，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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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北史》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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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话题，而气魄和政治智慧是杰出的改革者必备的素质。北魏孝文帝元宏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气魄和政治智慧的杰出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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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四年（490年），魏孝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病逝。在此以前，北魏始终实行“既葬公除”这一制度。所谓“既葬公除”，即皇帝去世，埋葬完灵柩之后就除去丧服的制度，并没有遵循儒家所提倡的守孝三年这一规定。孝文帝以太皇太后冯氏治丧这一契机，一改拓跋族以往的传统，力主实行三年之丧的制度。这样，魏孝文帝的改革就从政治经济层面切换到文化习俗层面。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魏孝文帝改革试水的举措遭遇到了三个方面的困难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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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困难和阻力，来自北魏拓跋族的丧葬传统。直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李彪上书仍称：“圣魏之初，拨乱返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伏见朝臣丁父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魏书·李彪列传》）由此可见，此时三年终丧制度在北魏仍未加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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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困难和阻力，来自文明太皇太后的终制金册。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生前对自己的后事就有遗嘱。早在太和五年，魏孝文帝就把此遗嘱铭记在金册之上，具体内容史无详细记载，但通过“过葬即吉”这一记载，则可以断定不行三年之丧当是其内容之一。太和十四年，当孝文帝为冯太后行三年之丧时，下诏书曰：“公卿屡依金册遗旨，中代权制，式请过葬即吉”，诏书又说：“朕远遵古式，欲终三年之礼。百辟群官，据金册顾命，将夺朕心，从先朝之制。”冯氏生前权力极大，孝文帝即位之初，冯氏临朝专政，事无巨细，一以禀之。她曾一度要将孝文帝废掉，因宦官诬陷，冯太后还曾下令杖责孝文帝，对这一切，孝文帝都逆来顺受，因而留下了孝谨的正面形象。此时孝文帝极力实行三年终丧制，就意味着不遵太后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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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困难和阻力，来自旧贵族的极力反对。他们利用传统习俗的强大惯性，手持冯太后终制金册，对孝文帝实行三年丧制施以高压，这在穆亮给孝文帝的奏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穆亮所上表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三年之丧违背天意。皇帝乃上天之子，“子过哀，父则为之惨悴”，所以就造成了天地之气不和，风灾旱灾连年发生的情况。第二，三年之丧违背先圣之意。“《礼》备诸侯之丧，而无天子之式。虽有上达之言，未见居丧之典”，即阐明虽有诸侯之丧上达天子的理论，但未见哪个先圣实行过。第三，三年之丧违背太后终制金册。第四，三年之丧违背民意。因为皇帝既为万民父母，“父过戚，子则为之忧伤”（《魏书·穆亮列传》）。穆亮的“四违背”之论，简直堪称拓跋氏旧贵族声讨孝文帝实行三年之丧的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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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面对亲人的反对、族人的阻挠，面对违背天意、违背先圣、违背民心、违背长辈的指责，毫不畏惧，绝不动摇，体现了巨大的改革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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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力排众议，坚持改革的行为，并非一意孤行地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的。为了应对反对派的指责，孝文帝特意安排了一出戏码。就实行三年守孝制度的问题，他征求高闾、游明根、李彪三个汉族大臣的意见，又让反对改革的拓跋贵族在场旁听。三位汉族大臣本是支持孝文帝实行三年之丧制度的，然而在孝文帝的授意之下，一致提出反对意见。游明根说：“臣等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卜葬之初，因奏练除之事，仰伤圣心，伏增悲悚。”高闾说：“今遗册之旨，同于前式。伏愿陛下述遵遗令，以副群庶之情。”李彪也说：“愿陛下览前世之成规，遵金册之遗令，割哀从议，以亲万机。斯诚臣下至心，兆庶所愿。”（《魏书·礼志四之三》）对李彪等人的论点，孝文帝一一加以反驳，大有舌战群儒的味道。结果是孝文帝的主张占了上风，三位汉族大臣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孝文帝通过这个方式，阐明了之所以要进行改革的动因，坚定了进行改革的决心，驳斥了反对派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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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迁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但不直说，而是打着讨伐南齐的旗号南下，且出兵的时间偏偏选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走的不利季节。李冲、拓跋休、拓跋澄等稽颡于马首之前进行劝谏。孝文帝因势利导，表示不南伐可以，但要接受迁都洛阳的决策。吕思勉先生对此分析说：“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两晋南北朝史》）如果说李冲为密谋者之一还是以意度之，那么，任城王元澄为密谋者之一恰有确凿证据。史载孝文帝外示南讨，意在谋迁，乃独谓元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元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孝文帝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元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孝文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元澄与孝文帝早有密谋，又合演了一场假托南讨实则定迁都大计的假戏敲打朝臣，孝文帝此举和他同高闾、游明根、李彪三位大臣讨论三年之丧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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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在改革丧制、迁都等具体事件的处理上，策略巧妙，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权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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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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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氛氲：繁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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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岐嶷：形容幼年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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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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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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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时间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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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遑：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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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惟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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