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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悫为南中郎谘议参军，领中兵。孝武即位，以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先是，乡人庾业，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宾客；而悫至，设以菜菹粟饭，谓客曰：“宗军人，惯啖[7]粗食。”悫致饱而去。至是业为悫长史，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前事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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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三年，竟陵王诞据广陵反，悫表求赴讨，乘驿诣都，面受节度；上停舆慰勉，悫耸跃数十，左右顾盻，上壮之。及行，隶车骑大将军沈庆之。初，诞诳其众云：“宗悫助我。”及悫至，跃马绕城呼曰：“我宗悫也。”事平，入为左卫将军。五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8]免官。明年，复职。废帝即位，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赠征西将军，谥曰肃侯。泰始二年，诏以悫配食孝武庙。子罗云，卒，子元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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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书》卷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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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宗悫字元干，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宗悫幼时即好武而勇敢，有“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宏图大志。长大后随军征伐，作战时往往奋勇当先，有胆有谋，清正廉洁，深得文帝赞赏。他性情宽厚直率，倔强不屈，曾任振武将军、随郡太守、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豫州刺史、光禄大夫等职。卒后赠征西将军，谥曰肃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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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滕王阁序》言：“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王勃所歆慕之人便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大臣宗悫。宗悫的曾祖父任职宜都太守，祖父任职湘乡令，叔父宗炳则是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屡次征召而不仕，隐居于江陵故宅而躬耕于垄亩。南朝之风气，皆重文轻武，武人往往为当时的士族所轻视。宗悫出身名门却任性好武，在时人看来乃是舍本逐末，不思进取的表现，所以当时乡里之人都不看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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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刘宋开国以来，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已被打破，许多北府军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大都凭借显赫的军功而崛起。刘宋政权本身即是寒族出身，与世家大族在政治利益和文化话语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因此前者在选拔人才方面更偏向具有真才实干的次等士族和寒族。文帝登基后，采取均衡政策，试图在不同阶层的矛盾之间寻找平衡点，故而提拔了许多下层士族以期对抗世家大族的势力。另一方面，文帝个人对于寒族将领们的态度却是摇摆不定，一旦军权僭越皇权，大有超过可控制范围之势，文帝就会以雷厉风行之势对危险加以翦除。谢晦、檀道济等虽无谋逆之心，却因文帝的猜忌，或被逼造反，或被设计诛杀，这些都是权力格局中皇权与军权矛盾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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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提拔义康、义恭等皇族后裔，任用其镇守方镇，提拔一批新进的寒族将领来对抗和压制地方世族的势力便成为极为迫切的一种需要。又因文帝穷兵黩武，三次北伐未果；且任人唯亲，以致贪官横行。连年的战乱和繁重的徭役终于导致了荆、雍、豫三州的蛮汉民众起义。然而文帝不仅不严惩酷吏，减轻徭役，反而加强军备，镇压起义。宗悫就在这种情况下追随江夏王刘义恭起兵镇压，逐渐得到了任用和提拔。宗悫之得以升迁，在主观上可归纳为两点原因，一是才能，二是性情。就才能方面而言，宗悫处事果断，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林邑之战中以狮子的形具一举攻破敌方之象阵，足见其有勇有谋，断非莽撞之人。每次有战事时，宗悫都积极上表自荐，敢于独挑重任，因而较快获得了上级的赏识。就性情方面而言，宗悫隐忍而克制，他曾遭乡人庾业侮辱，最终却能以德报怨，宽厚待人，林邑之战获胜后对异宝杂物能够克己守法，清正廉洁。宗悫屡次上表赴讨以表忠心，性情耿直而无二志。在实际军事行动中，他相继翦除谢晦、檀道济等人。宋文帝本人在用人政策中陷入了深深的疑虑，有才干的皇族不敢起用，同时对于高门世族始终存有戒心。由是之故，次等士族引起文帝的兴趣并委之以重任，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宗悫的出身和才情无疑极大迎合了文帝的用人标准，因此才能屡获提拔，官至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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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悫晚年正当刘宋王朝之末期，政治黑暗，皇帝对群臣妄加猜疑，肆意杀戮。宗悫素有名望，又是三朝元老，手握重兵，富贵已极，当然不能免于皇帝的猜忌与防范。竟陵王谋反之时，宗悫仍然拖着老迈之躯主动请缨，“我宗悫也”的响亮宣言不仅起到了瓦解对方心理的作用，同时也是宗悫表白自己政治立场的誓言，宗悫借此表达了坚决拥护正统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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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悫实在是功高震主，他因一次意外坠马的事件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其后，又因有佳牛而不进献的欲加之罪被迫免官。显然，宗悫遭遇贬官的罪名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刘宋王朝末年烽烟四起，所谓国难思良将，孝武帝和明帝在不得已中，再次起用宗悫以期镇压叛乱，然而将已老矣！刘宋王朝之颓势已难以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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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冬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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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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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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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堂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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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尝：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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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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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壮：认为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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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偃：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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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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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坐：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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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守德与顺势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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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南京城有一民谣：“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褚渊生！”袁粲和褚渊是南朝宋齐鼎革之际的两位关键人物，他们同为世家大族出身，前者来自陈郡袁氏，后者来自阳翟褚氏，均为刘宋后期的政治精英，是士族阶层利益的代表，在以文化为凭借、维系士族传统的政治立场上，两人并无二致。但在鼎革的问题上，两者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袁粲父子为忠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事迹为时人所赞许，而褚渊却在改朝换代之际站在了刘宋的对立面，力助萧道成取代刘宋，被时人所不齿，却也有不少人叹服他的“与时俱进”。南朝时期，门阀贵族在王朝嬗替之际，无动于衷者绝非少数，在他们看来，家族门第利益远高于皇室利益，像褚渊这样重家族门第轻君臣名节的政治态度渐渐成为主流，世家大族出身的大臣大多及早投诚于新君，而表现出忠臣气节者有，但已然不是主流。在改朝的博弈问题上，像袁粲这样志向高远，却又缺乏真才实干的高贵士族不可能有所作为，倒是像褚渊这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者”却能安身立命，保持家族兴旺发达。本篇旨在展示朝代变更之际正统忠诚观念是如何没落的，不同世家大族在改朝换代问题上又是如何博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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