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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十六国”末期，拓跋氏入主中原，很快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也开始进入汉化的关键时期。北魏的汉化是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与胡人统治者合作的结果，但在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并积极与汉族世家大族联合之前，北方“胡汉之别”的思想观念还很浓厚，异族统治下的汉人地位相当卑下。十六国时期的兵荒马乱和颠沛流离使得一些北方士族放下“不屈二姓”的高贵身段；自南方“挺出寒微”的刘宋政权建立，具有深厚门第意识的北朝士族所一贯持有的“南方政权为正朔所在”这一观念也有所减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甘愿尽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出谋划策。然而鲜卑上层对汉族士人的芥蒂，不仅表现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同时也表现在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如租佃制与奴隶制的矛盾、门阀制与血缘贵族政治的分歧，可谓不一而足。猜忌与敌视乃是鲜卑统治阶层对北方士族的惯有心态，因此汉族士人在北魏前期处境困厄，能够获得统治者信任并推进北魏汉化进程的汉人必是经历政治博弈之后的佼佼者。崔浩和高允这两位北魏名臣深受君主信任，历仕多朝，却有着迥异的结局。崔浩身死族灭，牵连姻亲；高允光宠四世，终享百龄。本书所选录《崔浩列传》和《高允列传》，旨在展示北朝前期汉族士人的精神风貌、决策智慧与“汉化”贡献，并通过对比崔浩、高允两人来探寻时代困境中北方汉族士人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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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崔浩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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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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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1]，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2]为直郎。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3]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4]，威严颇峻[5]，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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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6]之。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验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7]徵。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明年，姚兴果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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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瑞二年，秋谷不登[8]，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9]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10]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11]，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禀[12]之。来年遂大熟。赐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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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13]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14]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15]。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16]过之。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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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17]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及世祖复讨昌，次[18]其城下，收众伪[19]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20]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21]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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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22]事，体例末成。逮于太宗，废而不述。神䴥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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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23]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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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24]其族。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25]以为言，事遂闻发[26]。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27]，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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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28]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29]区夏。遇[30]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31]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32]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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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魏书》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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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出身于北朝第一盛门清河崔氏家族，是白马公崔玄伯的长子。他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既是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又在北魏的文化事业上有突出贡献。《北史·崔浩列传》载：“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崔浩又是博通经义的礼家，汉化功绩不容小觑。崔浩立石刊载他所注的《五经》，对于“不知书”的胡人而言亦是一场汉文化的普及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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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崔浩一生，他所蒙受的圣宠之多可谓少有人能企及，这得益于他“恭勤不怠”的努力，更得益于他渊博的才智与料事如神的军事才能，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帝王都深为折服，告敕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此等殊荣，令人惊叹，他早年不过是道武帝身边地位低下的侍从官，却终能仕途显达，获朝堂之高位。然而好景不长，一代名臣终遭身死族灭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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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一案是胡汉矛盾的大爆发，“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这一血腥的屠杀政策充分展现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就崔浩个人而言，造成他惨遭诛杀的动因究竟为何？在《国书》中尽述国事，昭示世人就足以令他非死不可吗？何以在《国书》中注疏多于崔浩的高允却因有东宫的苦谏而得免遭显戮？面对如此多的历史疑窦，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国史”一案只是这场文化屠戮的导火索，是不利于崔浩的恶言引发太武帝的盛怒而又无人解救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深层次的原因则沉积在崔浩与其他朝臣不断恶化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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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的军事策略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他深谙人事、地利、天时，故每每算无遗策。然而几乎每一项军策的出台，崔浩都和群臣发生了龃龉，甚至到了不畏惧保太后而与之发生矛盾的地步，颇有“独醒者”之感。崔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陋矣哉，公卿也”、“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这样义正辞严的话语自然触犯了大批的朝臣。崔浩为己之才深感自得，常自比张良，亦自恃门第高贵，目空群臣，殊不知朝堂险恶，灾祸正在逐渐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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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格弱点来解释崔祸的全部原因尚显不足。北方士大夫的精神气节与政治理想在崔浩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这恐怕也是致祸的缘由之一。异族的长期统治，使在逆境中成长的北方士人具有坚定维护名教的意志与沉实积极的治学态度。深具儒家道德理念的崔浩坚持正直的人格品性，致力于恢复汉族文化，致使自己的行为准则固执而无法变通，缺乏见风使舵的圆滑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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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不为穷通改节”，而“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他在军事策略上与众臣发生龃龉也是此种正直之品性所致。他秉持真理，据理力争，与鲜卑贵族及其他当朝大臣构成现实利益的冲突。崔浩直斥弘农王奚斤、李顺等人因受人金钱而故意歪曲事实的事件，正反映了他对将个人私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一可耻行为的忌恨。虽然本传亦称崔浩有构害李顺之心，然李顺纳沮渠金宝而隐瞒其罪行并谎称凉州无水草之事亦并非虚构（见《魏书·李顺列传》），崔浩对李顺的非毁之言并非刻意构陷。在此之前，刘义隆曾欲进犯河南，南藩诸将请兵击之，崔浩看穿这些将领有“欲南抄以取资钱财”的“背公存私”之心，称他们“非忠臣也”。这样的言辞，都为崔浩惨遭屠戮的最终结局而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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