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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品质的根本区别，即廉洁与否造成了两者迥异的人生结局。古弼贪图钱财，贪恋权位，他腆然依附于通过政变而攫取政权的拓跋余势力，所作所为自然会遭到唾弃，新君即位必然权势不保，加之以怨谤之言，为人所诛，不亦宜乎！源贺却是一个不恋栈权势与地位的人。他帮助文成帝登位，拒绝领取重赏；年近古稀之时，主动让贤，以尽余年，得以善终，固其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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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古弼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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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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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代人也。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初为猎郎，使长安，称旨，转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太宗嘉之，赐名曰笔，取其直[1]而有用，后改名弼，言其辅佐材也。令弼典[2]西部，与刘洁等分绾[3]机要，敷奏百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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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即位，以功拜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征并州叛胡。还，进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与安原降东部高车于巳尼陂。又与刘洁屯五原河北，以备[4]叛民。拜安西将军，从征赫连定。驾至平凉，次[5]于泾南。遣弼与侍中张黎击平凉。赫连定自安定率步骑二万来救，与弼等相遇，弼伪退以诱之。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弼乘胜取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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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永昌王健等讨冯文通。文通婴[6]城固守，弼芟[7]其禾而还。后又征文通，文通求救于高丽。高丽救至，文通将东奔，民多难[8]之。其大臣古埿，因[9]民心之不欲，遂率众攻文通，开城门以引官军。弼疑古埿谲诈，不入城。高丽军至，文通乃随之。文通之奔[10]也，令妇人被[11]甲居中，其精卒及高丽陈兵于外。弼部将高苟子率骑冲击贼军，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东奔。将士皆怨弼不击。世祖大怒，征[12]还，黜为广夏门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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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13]复为侍中，与尚书李顺使于凉州。拜安西将军，赐爵建兴公，镇长安，甚着威名。及议征凉州，弼与顺咸[14]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师。世祖不从。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将略[15]，故弗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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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击南秦王杨难当，难当遣使请救兵。未至，难当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16]弼节，督陇右诸军。义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与平西将军元齐邀[17]崇之于浊水，临阵擒之，其众走还汉中。弼等从祥郊山南入，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遣永安侯贺纯攻义隆，塞狭道。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诸将以山道崄峻，时又雪深，用马不便，皆迟留不进。弼独进军，使元齐、贺纯等击狭亭，道祖南走[18]，仇池平。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发上邽、高平、汧城诸军讨之，仇池围解，文德走汉川。时豹子督关中诸军次于下辨，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豹子曰：“比[19]连破贼军，恐彼君臣未体[20]大分，耻其负败，或来报复。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如缮兵[21]练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豹子乃止。世祖闻之，曰：“弼之言，长策也。制南秦，弼谋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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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宗总摄万几，征为东宫四辅，与宜都王穆寿等并参政事。诏以弼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赐帛千匹、绵千斤。迁尚书令。弼虽事务殷凑[22]，而读书不辍，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于张黎而廉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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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太半，以赐贫人。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碁，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世祖前捽[23]树头，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24]其所奏，以丐[25]百姓。弼曰：“为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诣公交车，免冠徒跣[26]，自劾请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闻筑社之役，蹇[27]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则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民者，虽复颠沛造次[28]，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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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世祖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弼属官惶怖惧诛。弼告之曰：“吾以为事[29]君使畋猎不适[30]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31]，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32]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33]，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后车驾畋[34]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35]倍，乞赐矜[36]缓，使得收载。”世祖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所卜，可谓社稷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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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杨难当之来也，诏弼悉[37]送其子弟于京师。杨玄小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38]之无礼，文德亡[39]入刘义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战功，弗加罪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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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崩，吴王立，以弼为司徒。高宗即位，与张黎并坐[40]议不合旨，俱免[41]，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时人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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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魏书》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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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古弼是拓跋族人，拓跋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具备草原文明所拥有的独特特征，骁勇善战者多，具备文化修养者少。然而古弼却是一个例外，他既善骑射，又好读书，是北魏前期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之人才。由是之故，他被史家誉为“谋军辅国，远略正情，有柱石之量”。“谋军辅国”显然是指古弼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功绩，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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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古弼征讨并州胡人叛乱，西征大夏赫连定，讨伐甘肃南部的仇池，打败刘宋政权驻入仇池的军队，并推翻了刘宋政权扶植的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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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古弼辅佐拓跋焘的儿子拓跋晃监国统摄万机，以刚正公直之举劝谏太武帝拓跋焘停止过度建设园囿，进而将土地赐给无地贫民。他不怕扫拓跋焘之兴而逆龙鳞，坚持把羸弱马匹交给拓跋焘用以打猎，同时却将强壮马匹置于军中以备不虞，被拓跋焘称赞为利社稷、益国家、便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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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军事政治上的建树，不能忽视时势造就这一因素。古弼建功立业的年龄，正值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拓跋焘致力于军事征伐，灭北燕、北凉、大夏，北破柔然，南征刘宋，一统北方。这些战争使古弼得以锻炼并进而有了建立军功的机会。拓跋焘本人厌弃臣子谄谀之言，喜欢臣下直言不讳。西汉时，萧何为刘邦修建未央宫，极其壮丽。刘邦很不高兴，认为奢侈过度，萧何却认为未央宫外观的壮丽是为了显示帝王之威，以此告知后世不可予以僭越。有臣子用这一典故劝拓跋焘大修京城宫殿，拓跋焘却说：“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北史·世祖太武帝本纪》）由于拓跋焘从善如流的品质，才使得古弼的直言不讳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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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军辅国”只是古弼军事政治实践的一面，他同时也有“误军误国”的另一面：征讨北燕冯文通时，冯文通内部瓦解，大臣古埿开城门迎北魏军进城。古弼却怀疑有诈，没有进城，故而错失良机。北燕援兵到来，冯文通得以遁走，而此时的古弼喝得烂醉，拒绝了部将高苟子追击的建议。此为误军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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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执政晚期，宦官宗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拓跋焘，立拓跋余为帝。拓跋余自知继承皇位名分有亏，故而厚赏群下，以收买人心。在他当政时期，终日饮酒作乐，旬月之间就把国库挥霍得空若悬磬。拓跋余又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不加抚恤，百姓怨声载道，但他一如既往。古弼却在这样荒唐的政权中担任司徒之职，说明他对这次政变并不持反对态度。此为误国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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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误军误国，贪财好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史书记载，古弼功名与张黎等同却不像张黎那样清廉。拓跋焘准备征讨北凉沮渠牧犍，大臣崔浩表示支持，而古弼、李顺等人却表示反对。他们夸大出兵征讨的困难，说：“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崔浩据史书记载给予驳斥：“《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才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诋诬于人矣。”李顺等人又狡辩说凉州情况是他们亲眼所见，崔浩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魏书·崔浩列传》）在讨伐北凉之后，拓跋焘发现凉州地区水草丰饶，和崔浩所说的一样。古弼等人很可能是因为收受了敌对势力的钱财而对国家统一北方的大计进行了阻挠。又如仇池氐人杨难当归顺北魏之后，拓跋焘下诏让古弼将杨氏子弟全部送到京都。杨难当的侄子杨文德用十斤黄金贿赂古弼，结果古弼就没有把他送到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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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担任司徒后不久，拓跋余被宗爱所弑，实力派大臣又诛杀宗爱，拓跋焘的长孙拓跋濬回国即位。拓跋濬很快便将古弼免职，不久就找个借口将他处死。《魏书》的作者魏收认为古弼死得冤枉，说古弼在“纤介之间，一朝殒覆，宥及十世，乃徒言尔，惜乎！”可见他深为古弼之死感到遗憾。魏收本人十分贪鄙，史德低劣，修撰北魏国史时，对于贿赂他的人则在史书中加以赞美，对于没给好处的人则加以恶言，《魏书》遂有“秽史”之称。魏收认为古弼的贪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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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的一生告诉我们，贪财好利并非无关紧要，贪乃是人的一种有害欲望，若对贪欲不加以限制，不但会误军误国，最终也会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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