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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其授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大将军，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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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周书》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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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卢辩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兄皆为当时知名儒学大家，他本人也因天资聪颖，学识深厚，而被举为秀才，由此进入朝堂，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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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北魏末期至北周的一段时间。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决裂，为避其锋芒而率众西迁入关，他不曾辞别家中即单骑相从。而在西魏文帝时，赵青雀之乱中他亦坚持跟随魏太子出避。卢辩在政治判断上体现出的果决坚定，以及自身的硕儒身份，使得当时的皇帝宗室与权臣宇文泰等都非常倚重于他，召其顾问朝堂之事，命其教导魏太子及诸王，掌管制度制定等，他也成为当时儒生所仰慕的典范。卢辩逝世后，配食太祖庙庭，可谓生前盛名远播，死后极享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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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辩本人对西魏、北周政权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并非教导太子诸王以儒家之学，抑或是对国计民生谏言顾问，而是针对北魏末期“朝章礼度，湮堕咸尽”的情况，顺承苏绰对宇文泰的建议，接手其已经着手制定的职官制度，建设起延续至隋朝的“六官”、“九命”制度。因为臣下在朝堂上的建言献策，无非只针对一时之事而采取一定的变通举动，这些计策言论并不一定会对国家将来的发展造成长远影响，但是，为了巩固统治而制定并推行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一个政权维护自身发展的根本举措，卢辩超越一个普通朝臣所造成的影响力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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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官制度，是指在西魏、北周时期，由宇文泰支持，苏绰、卢辩等根据《周礼》所制定的复古官制。在六官制度下，国家设置公、卿、大夫、士各等官职，仿效周朝的礼仪典章，依次规定朝仪、车服、器用的品级，革除汉魏的已有规定与名称。这种法古的特点并非西魏、北周所独有，在这之前，王莽就已经进行过失败的“托古改制”，其中也有效法《周礼》而废止已有典章制度的举措。然而，同样是托法古而行新制，同样是由深得儒家学说精微之处的巨子所制定并推行，两种制度却有着不同的结局，不得不说，这一结果是由二者所面临的不同社会情况所决定的。这正体现了在复古官制表面的掩盖之下北方政权独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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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北魏一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汉化政策的影响，在西魏、北周时期，进入北方的部族与中原当地的农耕民族融合越来越明显，其统治方略也越来越带有汉族封建统治的色彩。然而经过北魏末年过度汉化而导致的政局虚腐，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使得西魏的统治根基不甚牢固。针对这一现象，宇文泰决定推翻已有制度，另行新制，以彻底根除不利于统治的社会痼疾，并首先颁布了三十六条“中兴永式”。此时出身于关中大族的苏绰总结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宇文泰据此颁行“六条诏书”，并配套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六官”、“九命”制度即是其中之一，并很好地代表了这些新政所体现出的变革意义——北魏的汉化政策是效法汉魏制度所制定的，虽然其中学习了汉族统治的先进性，却也受到了其中糟粕的影响而导致政权过早腐朽，为了避免这一局面，新的统治者必然要革除汉魏弊病，因此，他们选择法《周礼》而立新制，以体现有别于汉魏的更为高尚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在苏绰、卢辩主持的时期奠定了基础，而在其后的历史中被统治者细化发展，形成了隋唐官制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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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六官”、“九命”制度的具体设置上来，不难发现，西魏、北周的这一设置在其所承袭的北魏品级分化的基础上更为细化与规范化。这主要是由北魏末年官员等级制方面存在的变迁因素所引起的。尽管在北魏末年，军号与散官的“双授”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朝廷冗员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西魏时期，伴随着合理的裁汰，政权亦顺势使部分官职虚衔化，从而使散官的次序设定同已经秩序化起来的武官的次序相吻合，二者的对应关系职次流品更加规范化。与之相对应，西魏的官职制度完成了由“职位分类”向“品位分类”的转变，而后者正是以后历朝历代所延续的传统。这种转变同样淘汰了汉魏的文官设定制度，而从武官品衔的排序出发，加上文职散官可加上武官的头衔这一表现，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武官在北方政权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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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辩制定好“六官”制度并由宇文泰颁行后，这一制度并未陷入一成不变的窠臼。事实上，在北周宣帝嗣位之后，就对既定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多次加以改变，在当时盛行周礼的情况下，又一并兼用秦汉时的官职。与秉承“正统”而很难对现状进行改变的南方政权不同，北方政权很容易依时局而动，大抵是因为其根基并不如汉族政权深厚，而游牧文化特有的流动性也促成了这一特点的形成。这一特点贯穿了北方政权的始终，进而导致北方政权的汉化成为一种历史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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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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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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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默：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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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达官贵人的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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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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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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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精致文化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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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六朝，是中国文化史上挥之不去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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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盛世一统时期饱满而略显千篇一律的自信精神相比，分裂的天下、混乱的世事，使人被迫拥有更复杂的感情，创造出的文化也就更具有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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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后汉政局日益震荡，往日雄浑的气概渐渐逝去，隐逸风气悄然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易给人带来自我安慰的老庄哲学的流行。外族入侵打碎了贵族们安乐的生活，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风流作风——既然不能在洛阳再现“金谷之游”，那就在会稽创造“兰亭之会”。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展趋于自觉化与个人化，文学则呈现出精致化，追求人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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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种严谨客观的精神也在同步发展，就像祖冲之、范缜那样，出于社会关怀，从天文、术数和哲理的层面，探究着宇宙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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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北朝则是另一番景象，胡族风习深深嵌入华夏世界，对南朝文化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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