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勣既忠力，帝谓可托大事。尝暴疾，医曰：“用须灰可治。”帝乃自翦须以和药。及愈，入谢，顿首流血。帝曰：“吾为社稷计，何谢为！”后留宴，顾曰：“朕思属[11]幼孤，无易公者。公昔不遗李密，岂负朕哉？”勣感涕，因啮指流血。俄大醉，帝亲解衣覆之。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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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诏勣、志宁奉册立武氏。帝东封泰山，为封禅大使。尝坠马伤足，帝以所乘马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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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勣拔黎阳仓，就食者众，高季辅、杜正伦往客焉，及平虎牢，获戴胄，咸引见卧内，推[12]礼之，后皆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阳，得单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贷死，必有以报，请纳官爵以赎。”不许。乃号恸，割股肉啖之曰：“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为收养其子焉。性友爱，其姊病，尝自为粥而燎[13]其须。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虽欲数进粥，尚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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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属疾，帝及皇太子赐药即服，家欲呼医巫，不许。诸子固以药进，辄曰：“我山东田夫耳，位三公，年逾八十，非命乎！生死系天，宁就医求活耶？”弟弼，始为晋州刺史。以勣疾，召为司卫卿，使省视。忽语曰：“我似少[14]悆，可置酒相乐。”于是奏乐宴饮，列子孙于下。将罢，谓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尽，故一诀耳！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皆辛苦立门户，亦望诒[15]后，悉为不肖子败之。我子孙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厉言行、交非类者，急榜杀以闻，毋令后人笑吾，犹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装露车载柩，敛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傥[16]死有知，庶[17]著[18]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马，下帐施幔，为皁顶白纱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从。众妾愿留养子者听，余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视小弱。苟违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复语。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时，避太宗偏讳，故但[19]名勣。后配享高宗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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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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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李勣原名徐世勣，后来受唐高祖赐姓，改名李世勣。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为了避讳太宗，于是李世勣改名为李勣。《新唐书》记叙了唐朝两位李姓开国功臣——李靖和李勣。李靖自不必说，被后世描述成托塔天王、天兵统帅，而李勣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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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有智谋。李勣是山东曹州人，家境富裕，十七岁参加瓦岗军，他劝告翟让不宜在家乡附近劫掠。“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舰相属”，在这里起义可以更加方便队伍的发展。翟让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军西进，抢劫运河边上的船只，结果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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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有情义。瓦岗军失败后，李密归降唐朝。李勣依然坚守黎阳等十郡，后来听从魏徵的建议，决定归降唐朝。他对长史郭孝恪说：“人众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献之，是利主之败为己功，吾所羞也。”于是将地图、户籍等编制成册，派人送往长安给李密，使者到达长安，唐高宗李渊听说李勣没有给自己表奏，只有给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向高祖转达了李勣的本意。唐高祖听后十分高兴。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高祖特授予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加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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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李密叛唐被杀，唐朝政府马上将情况通知李勣。李勣马上上表请收李密遗体，并为其归葬。高祖归还了李密尸体，李勣备君臣之礼，三军白衣戴孝，将李密安葬于黎阳山。礼毕与将士脱下丧服。他的这种“事君以忠”的举动，再次博得了人们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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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优秀的政治家和战功卓著的将领不少，但是同时又具备大智慧的却不多，这里的智慧更多指的是对政治的敏锐度以及对于人情世故的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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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有大智慧。李勣的才干与忠贞让太宗感到可以委以重任。李治立为太子后，太宗让他辅佐太子，不过唐太宗担心李勣不会全力辅佐李治，于是对太子说：你对李勣没有什么恩德，我先将他外调离开京城，“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今甘肃）都督。聪明的李勣似乎察觉到了太宗想法，受命后连家也没回，直接前往叠州，毫无怨言。太宗去世后，唐高宗加封李勣为丞相，李勣与长孙无忌一同尽心辅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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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徽年间，满朝文武遇到了一个需要站队表明立场的难题——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在这场轩然大波中，以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坚决反对，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极力支持。而作为朝廷重臣的李勣，面对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他的表现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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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勣尽量想办法回避直接在废立问题上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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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退朝后，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再次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表示誓死力争。李勣见此情形，却“称疾不入”，巧妙地回避了。历经多年政治风浪的他真切地知道，在这种站队的事情上，只要一表态必然会得罪人，更何况事关皇家废立，一旦站错队，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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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在无法回避表态的时候，李勣并非直接站队，而是巧妙地将球踢回给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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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高宗私下征询李勣对于废立的意见时。李勣看似不以为然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句话看似没有表态，但是他却坚定了唐高宗废后的决心。其实李勣心里早就知道唐高宗的想法，他深知皇帝的家事虽然也是国事，可毕竟是皇帝私人的事情，一旦参与过多，混淆了界限，很有可能最终晚节不保。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皇帝往往会将一些自己早已确定的问题抛出来让众臣讨论。这些问题往往并非国家大事，有时仅仅是与帝王的好恶有关。其实帝王不喜欢大臣们对这些问题说三道四，抛出这些问题只是想看看大臣们的立场如何。这一点历经风雨的李勣看得特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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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后，李勣作为有功之臣格外受到褒奖。在高宗东封泰山时，他任封禅大使。在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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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李勣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鉴于房玄龄和杜如晦家门后世不幸，要李弼“抚养孤幼”，特别强调要关注子孙的言行，甚至提到，如果其中出现“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恐怕他们的言行会最终导致家族的灾难，可以先将他们处死，以保全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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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李勣的子孙并没能遵守李勣智慧的劝告，最终一场徐敬业之乱还是重蹈了房玄龄与杜如晦家族的覆辙。《新唐书》作者在论述其家族败亡原因时提了一句“惜其不通学术，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反与许、李同科，可不戒哉！”窃以为评论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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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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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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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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