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勣既忠力,帝谓可托大事。尝暴疾,医曰:“用须灰可治。”帝乃自翦须以和药。及愈,入谢,顿首流血。帝曰:“吾为社稷计,何谢为!”后留宴,顾曰:“朕思属[11]幼孤,无易公者。公昔不遗李密,岂负朕哉?”勣感涕,因啮指流血。俄大醉,帝亲解衣覆之。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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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诏勣、志宁奉册立武氏。帝东封泰山,为封禅大使。尝坠马伤足,帝以所乘马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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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勣拔黎阳仓,就食者众,高季辅、杜正伦往客焉,及平虎牢,获戴胄,咸引见卧内,推[12]礼之,后皆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阳,得单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贷死,必有以报,请纳官爵以赎。”不许。乃号恸,割股肉啖之曰:“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为收养其子焉。性友爱,其姊病,尝自为粥而燎[13]其须。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虽欲数进粥,尚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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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属疾,帝及皇太子赐药即服,家欲呼医巫,不许。诸子固以药进,辄曰:“我山东田夫耳,位三公,年逾八十,非命乎!生死系天,宁就医求活耶?”弟弼,始为晋州刺史。以勣疾,召为司卫卿,使省视。忽语曰:“我似少[14]悆,可置酒相乐。”于是奏乐宴饮,列子孙于下。将罢,谓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尽,故一诀耳!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皆辛苦立门户,亦望诒[15]后,悉为不肖子败之。我子孙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厉言行、交非类者,急榜杀以闻,毋令后人笑吾,犹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装露车载柩,敛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傥[16]死有知,庶[17]著[18]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马,下帐施幔,为皁顶白纱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从。众妾愿留养子者听,余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视小弱。苟违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复语。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时,避太宗偏讳,故但[19]名勣。后配享高宗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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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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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李勣原名徐世勣,后来受唐高祖赐姓,改名李世勣。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为了避讳太宗,于是李世勣改名为李勣。《新唐书》记叙了唐朝两位李姓开国功臣——李靖和李勣。李靖自不必说,被后世描述成托塔天王、天兵统帅,而李勣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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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有智谋。李勣是山东曹州人,家境富裕,十七岁参加瓦岗军,他劝告翟让不宜在家乡附近劫掠。“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舰相属”,在这里起义可以更加方便队伍的发展。翟让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军西进,抢劫运河边上的船只,结果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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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有情义。瓦岗军失败后,李密归降唐朝。李勣依然坚守黎阳等十郡,后来听从魏徵的建议,决定归降唐朝。他对长史郭孝恪说:“人众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献之,是利主之败为己功,吾所羞也。”于是将地图、户籍等编制成册,派人送往长安给李密,使者到达长安,唐高宗李渊听说李勣没有给自己表奏,只有给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向高祖转达了李勣的本意。唐高祖听后十分高兴。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高祖特授予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加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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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李密叛唐被杀,唐朝政府马上将情况通知李勣。李勣马上上表请收李密遗体,并为其归葬。高祖归还了李密尸体,李勣备君臣之礼,三军白衣戴孝,将李密安葬于黎阳山。礼毕与将士脱下丧服。他的这种“事君以忠”的举动,再次博得了人们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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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优秀的政治家和战功卓著的将领不少,但是同时又具备大智慧的却不多,这里的智慧更多指的是对政治的敏锐度以及对于人情世故的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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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有大智慧。李勣的才干与忠贞让太宗感到可以委以重任。李治立为太子后,太宗让他辅佐太子,不过唐太宗担心李勣不会全力辅佐李治,于是对太子说:你对李勣没有什么恩德,我先将他外调离开京城,“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今甘肃)都督。聪明的李勣似乎察觉到了太宗想法,受命后连家也没回,直接前往叠州,毫无怨言。太宗去世后,唐高宗加封李勣为丞相,李勣与长孙无忌一同尽心辅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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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徽年间,满朝文武遇到了一个需要站队表明立场的难题——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在这场轩然大波中,以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坚决反对,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极力支持。而作为朝廷重臣的李勣,面对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他的表现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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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勣尽量想办法回避直接在废立问题上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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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退朝后,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再次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表示誓死力争。李勣见此情形,却“称疾不入”,巧妙地回避了。历经多年政治风浪的他真切地知道,在这种站队的事情上,只要一表态必然会得罪人,更何况事关皇家废立,一旦站错队,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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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在无法回避表态的时候,李勣并非直接站队,而是巧妙地将球踢回给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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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高宗私下征询李勣对于废立的意见时。李勣看似不以为然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句话看似没有表态,但是他却坚定了唐高宗废后的决心。其实李勣心里早就知道唐高宗的想法,他深知皇帝的家事虽然也是国事,可毕竟是皇帝私人的事情,一旦参与过多,混淆了界限,很有可能最终晚节不保。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皇帝往往会将一些自己早已确定的问题抛出来让众臣讨论。这些问题往往并非国家大事,有时仅仅是与帝王的好恶有关。其实帝王不喜欢大臣们对这些问题说三道四,抛出这些问题只是想看看大臣们的立场如何。这一点历经风雨的李勣看得特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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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后,李勣作为有功之臣格外受到褒奖。在高宗东封泰山时,他任封禅大使。在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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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李勣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鉴于房玄龄和杜如晦家门后世不幸,要李弼“抚养孤幼”,特别强调要关注子孙的言行,甚至提到,如果其中出现“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恐怕他们的言行会最终导致家族的灾难,可以先将他们处死,以保全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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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李勣的子孙并没能遵守李勣智慧的劝告,最终一场徐敬业之乱还是重蹈了房玄龄与杜如晦家族的覆辙。《新唐书》作者在论述其家族败亡原因时提了一句“惜其不通学术,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反与许、李同科,可不戒哉!”窃以为评论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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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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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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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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