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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宋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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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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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为元魏吏部尚书。璟耿介[1]有大节，好学，工[2]文辞，举进士中第。调上党尉，为监察御史，迁凤阁舍人。居官鲠[3]正，武后高其才。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验，将廷辩，说惶遽[4]，璟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缘此受谪[5]，芬香多矣。若不测者，吾且[6]叩阁救，将与子偕死。”说感其言，以实对，元忠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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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初，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谏议大夫、内供奉，仗下与言得失。迁黄门侍郎。武三思怙[7]烝宠，数有请于璟。璟厉答曰：“今复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事乎？”后韦月将告三思乱宫掖，三思讽[8]有司论大逆不道，帝诏殊死[9]，璟请付狱按[10]罪，帝怒，岸巾出侧门，谓璟曰：“朕谓已诛矣，尚何请？”璟曰：“人言后私[11]三思，陛下不问即斩之，臣恐有窃[12]议者，请按而后刑。”帝愈怒。璟曰：“请先诛臣，不然，终不奉诏。”帝乃流月将岭南。会[13]还京师，诏璟权[14]检校并州长史，未行，又检校贝州刺史。时河北水，岁大饥，三思使敛[15]封租，璟拒不与，故为所挤。历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无敢犯者。迁洛州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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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玄宗）幸东都，次[16]崤谷，驰道隘，稽[17]拥车骑，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饬，后有受其蔽者。”帝遽[18]命舍之。璟谢[19]曰：“陛下向以怒责之，以臣言免之，是过归于上而恩在下。姑[20]听待罪于朝，然后诏还其职，进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广平郡公。广人为璟立遗爱颂，璟上言：“颂所以传德载功也。臣之治不足纪，广人以臣当国，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欲厘正之，请自臣始。”有诏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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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父王仁皎卒，将葬，用昭成皇后家窦孝谌故事[21]，坟高五丈一尺。璟等请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复诏如孝谌者。璟还诏曰：“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僭礼厚葬，前世所诫，故古墓而不坟。人子于哀迷则未遑[22]以礼自制，故圣人制齐、斩、缌、免，衣衾棺椁，各有度数。虽有贤者，断其私怀。众皆务奢，独能以俭，所谓至德要道者。中宫若谓孝谌逾制，初无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23]。贞观时嫁长乐公主，魏徵谓不可加长公主，太宗欣纳，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谢。韦庶人追王其父，擅作[24]酆陵，而祸不旋踵[25]。国家知人情无穷，故为制度，不因人以摇动，不变法以爱憎。比[26]来人间竞务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忧乏用，高冢大寝，不畏无人，百事官给，一朝可就[27]，而区区屡闻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尔。傥[28]中宫情不可夺，请准令一品陪陵坟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纪纲天下，于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难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赉[29]彩绢四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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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日食，帝素服俟变，录囚多所贷[30]遣，赈恤灾患，罢不急之务。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隐，末宥[31]轻系[32]，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议者直以月蚀修刑，日蚀修德，或言分野之变，冀有揣合。臣以谓君子道长，小人道销。止女谒，放谗夫，此所谓修德也。囹圄不扰[33]，兵甲不渎，官不苛治，军不轻进，此所谓修刑也。陛下常以为念，虽有亏食，将转而为福，又何患[34]乎？且君子耻言浮于行，愿劝天以诚，无事空文。”帝嘉纳。后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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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东巡泰山，璟复为留守。帝将发，谓曰：“卿，国元老，别方历时，宜有嘉谋以遗[35]朕。”璟因一二极言。手制答曰：“所进当书之坐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赐赉优渥，进兼吏部尚书。十七年。为尚书右丞相，而张说为左丞相，源乾曜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诏太官设馔，太常奏乐，会百官尚书省东堂。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二十年，请致仕[36]，许之，仍赐全禄。退居洛。乘舆东幸，璟谒道左。诏荣王劳问[37]，别遣使赐药饵。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尉，谥文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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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38]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悼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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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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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新唐书》中姚崇、宋璟的传记最后这样写道。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而言，“明君贤臣”历来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和历经五帝的宋璟无疑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二人互相成就，开创了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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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历经“武、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仕途多有不顺。武后时，因与二张结怨屡被中伤；中宗时，因得罪当权的武三思，受排挤外调；睿宗时，因推崇用人唯贤的政策，得罪其时势大的太平公主，罢相被贬。过刚易折，在云波诡谲的官场就更是如此，而宋璟能以直谏留名青史，其背后一方面是个人的政治智慧与治世才华，另一方面则仰赖于上位者的虚怀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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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遇合，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玄宗方面想要终结政变政治，复振贞观之风，这是最重要的前提。而从姚崇、宋璟方面来看，他们是在那个“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个人功名重于一切的年代里，少有的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一方是一路从政变中走来不到三十岁壮志凌云的有为之君，另一方是长期跻身于混乱政局刚直不屈、壮心不已的救时之相，唐玄宗和姚崇、宋璟的合作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恢宏盛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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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拜相与姚崇罢相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这既是政治形势变化使然，更是玄宗根据政局转换，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对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变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与调整。面对武后、韦后以来权力中枢的动荡混乱局面与威胁皇权的种种隐患，姚崇的历史使命就是拨乱反正、安定政局、稳固皇权。其多谋善断与灵活、变通、务实的行事风格，十分有利于迅速解决诸多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打开政治新局面。而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国家就需要建立相对固定可靠的规章制度来维护和保障政治的正常运转，有道德污点和违法迹象的“救时之相”姚崇自然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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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姚崇的宋璟，除了认同姚崇的大政方针，能保持开元初期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之外，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守成持正的政治作风，都使之成为姚崇之后最好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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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在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三度公开反对当朝权贵，以致三次从中央贬到地方。相较于姚崇的圆滑，他的直言极谏、忤旨犯上、将原则坚持到底都显示了他坚守正道、捍卫正义的傲然风骨。玄宗在位期间，宋璟也多次犯颜直谏且大都被采纳，一方面显示了其刚正无私的个性和勇气，另一方面也和玄宗的包容纳谏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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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在朝廷和地方都有过长期而广泛的任职经历，任上成就卓著，都显示了他治国理政的才能。自武则天时代入仕以来，宋璟就受到了历任最高统治者的一致器重：“武后高其才”，“中宗嘉其直”，睿宗更是刚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从地方召回中央并委以宰相重任。在中央，宋璟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四大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在地方，他为官一任便造福一方。出任广州都督期间，看到当地人“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时，便身体力行“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彻底改变了广州百姓住草棚茅舍的落后生活习俗，当地民众“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玄宗所看重的，正是其卓越的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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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君臣通力协作，共同铸就了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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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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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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