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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宰相的价值取向和进谏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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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张九龄和李林甫两人的传记皆见于新、旧两《唐书》,然而两《唐书》在二传上颇有差异,《新唐书》以远绍《春秋》自期,将《李林甫列传》归入“奸臣列传”,“不失为史之意”,这种鲜明的褒贬意识和笔削历史的原则显然是《旧唐书》所缺乏的。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新书之文采更胜旧书。本组采择《新唐书》的《张九龄列传》和《李林甫列传》,折射出“科举”系统出身的张九龄与“恩荫”系统(即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的官僚升迁系统)出身的李林甫在为政风格,乃至官声吏才之差异,同时梳理出唐中后期历史变革时期两个官僚系统以及张九龄、李林甫各自的政治策略,以期理解官场竞逐对玄宗朝政治走势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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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张九龄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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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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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擢进士,始调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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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龄有才鉴,吏部试拔萃与举者,常与右拾遗赵冬曦考次,号称详平[1]。改司[2]勋员外郎。时张说为宰相,亲重之,与通谱系,常曰:“后出词人之冠也。”迁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江男,进中书舍人。会[3]帝封泰山,说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所亲摄官升山,超阶至五品。九龄当草诏,谓说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后劳[4]旧。今登封告成,千载之绝典,而清流隔于殊恩,胥史乃滥章韨,恐制出,四方失望。方进草,尚可以改,公宜审[5]计[6]。”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言不足虑。”既而果得谤。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关奏,说辄建议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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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迁工部侍郎,知制诰。……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固辞,不许。明年,迁中书令。始议河南开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废循[7]资格,复置十道采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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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8],内忌之。会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干功,帝欲以为侍中。九龄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对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东北二虏,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9]曰:“不可。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10]所职[11]耳。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12]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九龄既戾[13]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14],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15],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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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千秋节,公、王并献宝监,九龄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善,世称其交能终始者。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16]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17]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18],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讨奚、契丹败,张守珪执如[19]京师,九龄署其状曰:“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许,赦之。……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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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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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张九龄是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张九龄列传》主要记载了两个事件:其一,保护皇太子瑛;其二,围绕牛仙客是否应任宰辅而与玄宗展开的争论。两起事件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究其实质,两者的内在机理却是紧密贯通的,反映出张九龄、唐玄宗和李林甫之间施政理念的差异以及三人在面对公权与私权行使方面的博弈、抉择。《张九龄列传》主要以张九龄为角度来作出阐发,呈现了唐代科举官僚系统以儒道作为基本规范来参与政权运作的特征。张九龄乃是进士出身,熟谙儒家经典与治国理念,在针对唐玄宗未行亲郊之礼的上疏中,他认为:“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盖敬天命,报所受也”,并据《孝经》记载与汉代故事的惯例奉劝玄宗“定天位,则圣典无遗矣”。张九龄既以才鉴见推,亦为当时宰辅张说所重,称其“后来词人称首也”,细细推究张九龄的行政举措以及受到张说推崇的原因,实际上与张九龄本人的身份和文化给养的来源有关,完全是因为张九龄出自于科举系统且儒道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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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隋唐之际科举制度的确立,进士科出身的帝国官僚往往在文学素养上胜人一筹,士大夫颇具典型的儒家信仰,但这些官僚的政治手腕未必高明,也未必擅长于技术性的政治事务。在儒道文化的熏陶下,张九龄逐渐形成了皇权乃天下公权的施政理念,张九龄曾经建言张说“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即是明证。张九龄的这一观念逐渐变得根深蒂固,这也就是其后张九龄与玄宗发生争论的缘由。同时,这一理念也成为张九龄庇护太子、反对牛仙客参与政事的动因。然而张九龄在为政理念的操作层面却执着于公权的巨大作用,而完全忽略了皇权的私属的特性,因而“议必极言得失”,多次忤旨而遭贬。本文对张九龄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抉择进行细致的剖析,探寻其间存在的历史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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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张九龄庇护太子瑛这一事件。太子瑛系赵丽妃所生,然而玄宗却宠爱武惠妃之子寿王瑁,时常有废太子瑛之心。在玄宗下达废立太子的动议让百官讨论时,张九龄建言:“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武惠妃听闻此事后密遣宦人劝之,针对这一情况,张九龄在呵斥来人后依旧将奏章上呈朝廷,显示出丝毫不予以妥协的决绝态度。古代臣子即便是顾命大臣,在面对皇储废立的政治问题时也多采取审慎的态度,如西汉的权臣霍光在废黜昌邑王的问题上也要取得太后的同意,同时需要获得诸多大臣赞同废立的舆论导向。张九龄此举,不啻是将属于皇室内部的私权放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进行谏诤,由此可见其浓厚的儒家思想在参与政治决策中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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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即张九龄反对牛仙客入知政事。玄宗以才能简拔凉州都督牛仙客担任尚书之职,为张九龄谏止,玄宗又欲实封牛仙客,张九龄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牛仙客本非文学出身,张九龄甚以与之同列为耻。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还有李林甫在背后的参与和权力的争夺,史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旧唐书·张九龄列传》)。而《旧唐书·李林甫列传》亦载李林甫与牛仙客交通一事,李林甫言“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李林甫的此番说辞既表现出对张九龄等文学之士的反感,同时也表现出其对皇帝威权不必他人插手的认知。对于牛仙客用与不用的争论,表面上看来是张九龄、唐玄宗和李林甫用人理念的不同,其深层原因是“出将入相”与选用文学两条官员拔擢渠道的矛盾,张九龄显然属于后者。在具体政治斗争过程中,张九龄的手腕显然是不能同李林甫等量齐观的,张九龄未能把握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使公权式微的迹象,同时也忽略了皇帝私权逐渐滋长的趋向,以至于进谏时虽“守正持重”,却屡犯龙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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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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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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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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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适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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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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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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