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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且：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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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睅：眼睛突出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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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拒：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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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伈伈：恐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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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从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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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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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除：拜官受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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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刺：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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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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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文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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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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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1]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2]厌雕[3，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3]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4]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5]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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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6]讪[7]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8]有文在人间，史家逸[9]其行事，故弗[10]得而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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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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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11]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12]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13]，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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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14]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15]，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16]。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17]，觊[18]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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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20]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21]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22]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23]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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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24]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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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25]。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26]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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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27]。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28]余，残膏剩馥，沾丐[29]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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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二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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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文艺列传》作为记录唐代文人的一篇合传，精心描绘并刻画了七十九位文士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地位，他们皆为活跃于唐代文坛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为后人所熟知的初唐四杰、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崔颢、李商隐等杰出文人和他们的作品都已经成为诗歌中华的文化烙印与民族基因。《文艺列传》择取这批文人，其撰史之目的颇有值得探讨之处。据列传的序言交代：“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所谓的“以文自名”，即指本传所撰述之文人必须是其时之文坛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者。顺着这个思路，则探讨《文艺列传》所指称之“文”的内涵和具体意义便成为解读本传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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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唐朝文风经历变化凡三次。第一次变化发生在高祖与太宗当政时期，其时之文学作品承南朝之余弊，为文注重词句与文采修辞，王勃与杨炯两人乃为当时文坛之执牛耳者。第二次变化发生在玄宗时期，玄宗本人颇喜阅读经文，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这一时期的文坛抛弃了对于雕饰浮华文句的刻意追求，崇尚为文的典雅和情旨意趣。第三次变化则发生在大历、贞元年间，这时文章的创作追求大道真谛，内容上多颂扬皇帝圣明。韩愈为此期文坛之领袖，其后又有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人遥相呼应，是为文学史所习称之“古文运动”。他们的文章承接两汉以来质朴刚健的散文气格，风格堪称自成一派，排斥以对偶、用典、华靡为能事的骈体文创作，深刻影响了其后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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