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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二年，迁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节度使。已而[12]以杜重威代知远领忠武，徙知远领归德，知远耻与重威同制，杜[13]门不出。高祖怒，欲罢其兵职，宰相赵莹以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学士和凝就[14]第[15]宣谕，知远乃受命。五年，徙邺都留守。九月，朝京师，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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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从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与契丹绝盟，用兵北方，常疑知远勋位已高，幸晋多故而有异志，每[16]优尊之。拜中书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又拜北面行营都统。开运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尝出兵。契丹寇澶州，别遣伟王攻雁门，败之于秀容。八月，杀吐浑白承福等族，取其赀巨万，良马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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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契丹犯京师，出帝北迁，王遣牙将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为儿，赐以木拐，虏法贵之如中国几杖，非优大臣不可得。峻持拐归，虏人望之皆避道。峻还，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17]中国，乃议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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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戊辰，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上笺劝进。辛未，皇帝即位，称天福十二年。磁州贼首梁晖取相州来归[18]。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取代州，杀其刺史王晖。晋州将药可俦杀守将骆从朗及括钱使、谏议大夫赵熙来归。辛巳，陕州留后赵晖、潞州留后王守恩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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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丙戌朔，蠲[19]河东杂税。辛卯，延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挥使高彦询以其州来归。壬寅，契丹遁，以其将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守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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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杨邠为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权枢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杀梁晖。癸亥，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甲子，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观察推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国指挥使武行德以河阳来归。史弘肇取泽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栾城，契丹入于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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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甲午，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丙申，如[20]东京。萧翰遁归于契丹，以郇国公李从益知[21]南朝军国事。戊申，次[22]绛州，刺史李从朗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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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丙辰，次河阳，杀李从益及其母于京师。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国号汉，赦罪人、蠲民税。于阗遣使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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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夏，刘昫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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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闰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反，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为邺都行营都部署以讨之。庚辰，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湍谥曰明元，庙号文祖，祖妣李氏谥曰明贞；曾祖昂谥曰恭僖，庙号德祖，祖妣杨氏谥曰恭惠；祖僎谥曰昭宪，庙号翼祖，祖妣李氏谥曰昭穆；考琠谥曰章圣，庙号显祖，妣安氏谥曰章懿。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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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护圣指挥使白再荣逐契丹，以镇州来归。丙申，安国军节度使薛怀让杀契丹之将刘铎，入于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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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甲戌，吏部尚书窦贞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辰，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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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甲申，次韦城，赦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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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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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癸巳，至自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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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暠。丁丑，皇帝崩于万岁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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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五代史》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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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后汉高祖刘知远，初为后唐军将，后晋时官至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封北平王。开运四年（947年），契丹灭后晋，他在太原称帝，后进据中原，建都汴梁，国号汉，史称后汉。即位次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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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唐、后晋政权的建立者一样，刘知远也是代北沙陀族人，由是之故，五代中的后唐、后晋与后汉三个政权又被称为“沙陀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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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时期，刘知远就以勇武著称，曾数次将石敬瑭救出危局，逐渐成为石敬瑭的军中心腹。其后又参与到石敬瑭诛杀后唐闵帝的行动之中，与桑维翰一起策定引契丹作为外援的谋划，成为后晋开国元勋之一。刘知远曾担任河东节度使兼北京留守一职，他亲身经历后唐代梁、后晋代唐等历史事件，又继承代北沙陀集团故地——河东太原地区，无疑滋长了蓄积异志、图谋中原的野心。在那个纷浊的乱世，正如时人所说的那样：“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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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晋与契丹在政治上绝盟，导致契丹军队南下入侵时，刘知远见风使舵，采取了首鼠两端，保守河东故地的策略。《资治通鉴》记载了刘知远告诫部下的话：“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这一番话，将刘知远辜恩负义，见危不救，坐观成败以取渔人之利之私心和盘托出，略无所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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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契丹军队攻下汴梁剪灭后晋政权，意图于中原称帝之时，刘知远深感无奈，只好派遣部将王峻奉表祝贺契丹。而契丹主耶律德光同称呼后晋石敬瑭一样，称呼刘知远为“儿”，并赐之木拐以示尊荣。木拐，在契丹非“优大臣不可得”。对于耶律德光而言，刘知远对于契丹实堪称“优大臣”，主要在于他按兵不动，使契丹攻晋如入无人之境，遂有势如破竹之势。耶律德光在中原执政因不得民心而引发人民起义后，不得不北返故国，耶律德光本人也在归国途中病殁。刘知远见中原无主而民心思定，故而在部下的造势劝进下，以河东为立国创业之根本，建国称帝，攻取中原。由此可见，刘知远建立后汉，是时势为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契丹南下时，他的势力得以基本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契丹北撤后，刘知远乘势而起，取而代之，得以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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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汉政权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四年，可谓是国祚短促，后汉也成为五代诸政权中昙花一现者。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批评刘知远失仁、失信、失刑，最终导致他去世后仅仅三年，后汉内部就发生政变，故而使得所建立之政权轰然倒塌。我们认为，究其成败易变之根源，则与刘知远本人愚昧昏聩的品性、典型的藩镇军阀作风大有关系。刘知远对于不堪契丹欺凌压榨，诚心归向中原王朝的吐浑部族，竟因贪图其财富，而杀害其部族首领，最终“取其赀巨万，良马数千”；当后汉肇建，百业待兴之时，刘知远也没有像历朝历代贤明的开国君主那样采取有效措施以图休养生息、招抚流亡、恢复生产，而是试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地方上出现的贼盗现象，《旧五代史》载其诏令：“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后汉由之成为五代中刑罚最严厉的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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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刘知远个人能力而言，能够建国称帝无疑是时势所创造的“英雄”。契丹北撤之时，中原地区亟需一个统一的政权来收拾残局。刘知远一方面收揽人心，一方面以契丹的支持作为后盾，重新建立奄有中原地区的政权。在纷乱的形势下，立足中原的政权毕竟是不稳的，这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仍要注目于其是否能够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这一使命从最基本处而言，当是安定百姓，恢复生产，积蓄力量以抗御北方政权的侵略，最终求得完成统一之大业。刘知远后汉政权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不相适应。后汉最终为后周所灭，刘知远之弟刘崇又于太原称帝，建立了史称北汉的政权。而这个十国之一的北汉政权在立国方针上一仍刘知远的固有策略，附辽抗周（后转为附辽抗宋），使其成为乱世局面下能于马上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又一个时代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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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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