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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八月，文徽乘胜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剑浦、富沙三县，置剑州，迁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为饶州节度使、李仁达为福州节度使、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景遂欲罢兵，而查文徽、陈觉等皆言：“仁达等余孽犹在，不若乘胜尽取之。”陈觉自言可不用尺兵致[15]仁达等。景以觉为宣谕使，召仁达朝金陵，仁达不从。觉惭，还至建州，矫命发汀、建、信、抚州兵攻仁达。时魏岑安抚漳、泉，闻觉起兵，亦擅发兵会觉。景大怒，冯延巳等为言：“兵业[16]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为招讨使、王建封为副使，益[17]兵以会之，以延鲁、魏岑、陈觉皆为监军使。仁达送款于吴越，吴越以兵三万应仁达。觉等争功，进退不相应，延鲁与吴越兵先战，大败而走，诸军皆溃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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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周师南征，无水战之具，已而屡败景兵，获水战卒，乃造战舰数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战，命王环将以下淮。景之水军多败，长淮之舟，皆为周师所得。又造齐云船数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齐云舟大，不能过，乃开老鹳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战，以周兵非敌，且未能至江。及觉奉使，见舟师列于江次甚盛，以为自天而下，乃请曰：“臣愿还国取景表，尽献江北诸州，如约。”世宗许之，始赐景书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劳[18]其良苦而已。是时，扬、泰、滁、和、寿、濠、泗、楚、光、海等州，已为周得，景遂献庐、舒、蕲、黄，画江以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时显德五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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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太子冀卒，次子从嘉封吴王，居东宫。钟谟言从嘉轻肆[19]，请立纪国公从善，景怒，贬谟国子司业，立从嘉为太子。世宗使人谓景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然虑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为子孙计。”景因营缉[20]诸城，谋迁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迁，惟枢密使唐镐赞之，乃升洪州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从嘉监国，景迁于南都。而洪州迫[21]隘，宫府营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归，景悔怒不已。唐镐惭惧，发疾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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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景卒，年六十四。从嘉嗣立，以丧归金陵，遣使入朝，愿复景帝号，太祖皇帝许之，乃谥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陵曰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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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景第六子也。煜为人仁孝，善属[22]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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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怏怏以国蹙[23]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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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煜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国公，以尊朝廷。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24]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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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诏煜赴阙，煜称疾不行，王师南征，煜遣徐铉、周惟简等奉表朝廷求缓师，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师，太祖赦之，封煜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其后事具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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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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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于江淮地区的一个政权，该王朝共经历烈祖李昪、元宗李璟和后主李煜三世，享国凡三十九年。由于国祚不长，加之其统治范围和人口数量都无法同历代统一王朝相比，因此撰史者往往将其打入“另册”。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将南唐政权列入“僭伪”之列，欧阳修则在《新五代史》中将其纳入“世家”之列。由此可见，两部史书都将南唐王朝视作阻碍统一的割据政权。然而我们认为，南唐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原本就已获得一定发展先机的江淮地区在南唐的统治之下于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发展趋势在宋代仍旧获得了延续，南唐建政期间遂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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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的开创者烈祖李昪出身寒微，幼年丧父，从小就流浪在濠州和泗州之间。后来吴国的建立者杨行密在攻打濠州时将其收为养子，但却遭到了杨行密儿子们的反对，因此杨行密只好将其交给部将徐温代为收养，遂取名徐知诰。不幸的生活经历对幼小的徐知诰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他成长为一个隐忍沉稳、细致谨慎的人，这也为他得以在日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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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后的徐知诰，仪表堂堂而又待人温和，当时江淮甫定，官吏们都是赳赳武夫，只知战事而无法守成。唯独徐知诰知书达理又勤劳俭朴，加上他为政宽仁，很快便在吴地小有名气。此时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常常欺凌部将，因而在兵变中被杀，徐知诰执政后，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设法延揽人才，他建造延宾亭，接待四方有识之士，吸纳了像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一批重要谋士；他经常派人到民间了解疾苦，帮助那些因遇婚丧而遭到困难的人。尽管身居高位，徐知诰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夏天从不张盖、操扇，因此深得民心。经过不断的努力与积淀，他的实力与威望与日俱增，在吴国封他为齐王之后，连周边的闽国和吴越国都劝他取吴国而代之。时机成熟后，徐知诰遂在天祚三年（937年）建立齐国，真正成了一国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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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徐知诰，已经完全摆脱了徐氏对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他宣称自己是唐皇室的后人，恢复本名李昪，改国号曰“唐”，为了区别于李渊所建立之政权，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南唐”。李昪此举旨在昭示世人自己是大唐的后裔，而南唐才是正朔所在，显示出他力图一统中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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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昪的决心有着现实的依据，此时的南唐，在南方各个割据政权中实力最强，即使与中原的后晋相比也并不逊色，他完全有实力对外用兵以施展抱负。但李昪从不轻言兵戈，以保境安民作为既定国策，只求守住已有领土。即使面对吴越国这一敌对势力遇到灾害时，李昪也未曾贸然进攻，而是借机与之修好，致力于维持双方长期和平的局面。许多大臣对此做法颇多不解，南唐后来的重臣冯延巳就讥笑李昪为“田舍翁”，认为他毫无魄力。但是冯延巳根本就不明白，李昪的做法，在当时恰恰是最为稳重务实的选择。南唐政权确实在南方各势力中实力最为强大，但是与中原王朝相比，仍然处于劣势。既然李昪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那么最重要的对手当然还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政权，如果不断对南方其他割据势力穷兵黩武，则很有可能因国力遭到巨大的消耗而导致无力北伐。历史以李昪之子李璟的失误，最终证明了李昪决策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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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李昪的做法迥异，李璟极为好战，即位后第二年便乘闽国内乱出兵，又和吴越作战，连年的征战使得国力遭到削弱。不久契丹入侵中原，北方大乱，这本是出兵北伐一统中原的大好时机，而此时的南唐对于出兵北伐却显得力不从心，只能坐失良机。李璟对此也十分后悔，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父亲临终前所嘱咐的“善交邻国，以保社稷”之箴言。此时的李璟若能调整政策，延续其父保境安民、不与邻国动兵的一贯政策，南唐或许能够重整旗鼓。然而李璟依旧穷兵黩武，他兴兵伐灭楚国，本身也是元气大伤，其后在面对后周的进攻时则完全处于下风，与周世宗柴荣作战更是接连失败，只得割让江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对后周称臣。至此，在与中原王朝的较量中，南唐的颓势再也无法扭转，到了第三代君主李煜执政时，面对着强大的北宋政权，则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只有亡国一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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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最重要的对手始终是北方的中原政权，在南方其他政权尚不足以对南唐构成威胁时，轻易对其他政权用兵，只会削弱自身的实力，而给北方的中原政权以可乘之机，从这一点来说，李璟对于南唐灭国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璟任人不当，重用像冯延巳这样的庸人来治理国家，同时不能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诸如迁都、发行钱币这样的重大决策上又一误再误，劳民伤财，致使国家最终无力与中原政权相抗衡。李璟与其子李煜，皆精于词律，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两人在政治上实在是乏善可陈，共同成为南唐亡国的主要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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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南唐政权的实力一度能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的事实，然而若对此时的南方与北方进行全面而综合的考量，则南方地区还是处于等而下之的地位的。李昪采取守势，在壮大实力的同时却在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在李璟穷兵黩武，不断削弱南方实力的情况下，北方形成了对南方的压倒性优势。中原政权一旦出现柴荣这样的强势人物，则发动对南方的统一战争也便成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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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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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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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孤：无父者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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