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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24]，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25]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26]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27]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28]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29]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30]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31]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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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帝顾准浸[32]衰[33]。明年，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遂用王旦为相。帝谓旦曰：“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俟行，当深戒之。”从封泰山，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祀汾阴，命提举贝、德、博、洺、滨、棣巡检捉贼公事，迁兵部尚书，入判都省。幸亳州，权[34]东京留守，为枢密院使、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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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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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元年，徙衡州司马。初，太宗尝得通天犀，命工为二带，一以赐准。及是，准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数日，沐浴，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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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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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寇准作为北宋名相，最为人所熟知的就在于与辽国确定澶渊之盟。他具有一定的军事眼光及极强的胆识和远见，辽军在大举入侵之前，寇准早已探得先机，请求“练兵命将”，做好了军事防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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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军在冬天大举进攻的军事行动证实了寇准的预料，寇准对此表现得极为镇定，他在边关加急文书充斥书案之时，还能够镇定自若，可见其对未来一战的自信心和对时局的走向有着整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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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主张皇帝御驾亲征澶州，正在此时，战局表现出不利于宋方的趋势，“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而朝廷中的逃跑派又开始动摇宋真宗的决心，或提议南迁金陵，或建议西幸巴蜀。真宗对于如何决策也表现得游移不定，寇准为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切中肯綮，因此坚定了真宗亲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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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达南城之时，寇准要求真宗渡河北去，真宗和朝中大部分大臣仍表现出他们惯常的畏惧，寇准为了给真宗吃一粒定心丸，找到太尉高琼以说明北渡黄河的重要性，最终使得宋军士气大振，对扭转局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果然，不久宋军就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局势也越来越有利于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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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最终还是选择与辽国议和，主要原因在于朝廷中充斥着寇准要拥兵自重的谣言，这自然是反对寇准一派大臣之所为。于是，以武力让辽国臣服并收回幽州失地的战略也就轰然倒塌了。真宗不惜以一百万岁币的代价以换取和议达成之时，寇准又适时挽回，最终以三十万岁币的代价与辽军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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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在宋辽签订合议过程中的做法是极为妥帖的，他的声望也因之日隆，寇准本人也颇以此自矜，然而他最终的结局却并不如意，在仁宗天圣元年时贬死雷州。雷州位于广东省，距离京城极远，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这一悲剧的产生不仅是丁谓、王钦若等佞臣作梗的结果，也与寇准本人的性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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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主要的政治生涯历太宗、真宗两朝，两位皇帝对他也是极为宠信。宋太宗甚至将寇准比作唐太宗时期的名臣魏徵，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后更是将军政大务全权委托给他，不可谓待之不厚。然而寇准却在太宗朝遭遇罢官，真宗朝更是一贬再贬，以至于死于蛮荒之地，这种结局实是由于寇准疾恶如仇以及气量偏狭的性格弱点和他过分专权、争强好胜等缺陷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从他因与张逊互相弹劾以致罢官邓州这件事就可看出一丝端倪。真宗一直不肯任命寇准为相，也是因为“患其刚直难独任”，可见他确实不适合担任宰相这样的职务，连在中央权力中枢立足都是较为困难的。对此，《宋史》修撰者评论到：“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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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于“澶渊之盟”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赞同派认为这次盟约使得大辽与大宋两国边境的和平时间维持了长达一百年，促进了两国民族的融合与经济交流，是值得肯定的。范仲淹等人就认为：“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当时舆论对于澶渊之盟的推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贬低派认为澶渊之盟是民族的耻辱，王钦若向宋仁宗进谗言，谓此举实为“城下之盟”，虽系有意构陷，但也不无道理，后世持否定态度的史家也多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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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家在分析宋辽二国间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后，多认为宋朝是极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的。辽军主动入侵，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且辽军长驱直入，战线过长，粮草难以为继，再加上当时名将萧挞览遭到射杀，使得辽军士气受到影响，萧太后主动提出和议实际上表现出了辽军的色厉内荏。况且宋军人数远多于辽军，以逸待劳，宋真宗的御驾亲征又大大激发了士气，只要指挥得当，打败辽军甚至收复幽州等地绝非妄想。杨业之子杨延昭曾向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宋史·杨延昭列传》）。这也是寇准当时内心的盘算：“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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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约定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各守旧疆，辽称宋为兄，宋称辽为弟，并以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军民不得互相侵犯。这些条件对宋朝来说，确实有些不公。但导致寇准无法最终掌控局势，武力迫使辽国退兵局面的原因，乃在于宋真宗和寇准的矛盾。寇准“承制专决”的政治地位在犹豫多疑的真宗看来是一个削弱皇权的不利因素，再加上寇准疾恶如仇以及气量偏狭等缺点必然会招致小人的诬陷，最后只能迫使真宗放弃与辽国继续作战，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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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之所以会厌战求和，当时严峻的形势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宋军在高梁河、岐沟关等战役中惨败所造成的阴影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宋初立国后四川局势及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加上不得不顾及西夏等其他边境国家的滋扰，以上所述都是左右真宗决策的重要原因。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士大夫王旦、富弼等人也都认识到：“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年年岁币，却比支付战争费用要合算得多，所以真宗此举也是有其合理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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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在保证宋辽两国和平交往的同时，也滋长了宋朝妥协苟安的情绪。四十年后，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富弼在上疏皇帝的《河北守御十二条》中说：“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迁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段话完全可以被视作当时士大夫精神状态的实录。终宋一代，宋室与边境的辽、西夏、金等国签订盟约不断，靖康之难、绍兴议和以至南宋最后的灭亡，都与这种苟安妥协的情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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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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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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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辟：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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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辄：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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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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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适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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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益：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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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使为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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