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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方锐意[10]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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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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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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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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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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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11]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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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12]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13]废者可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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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14]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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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曰覃[15]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16]上恩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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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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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步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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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17]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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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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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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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18]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19],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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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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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出将入相。幼年范仲淹有感于家事,辞别母亲,勤学苦读,考中进士,奉母归养。任职期间,范仲淹以身示教、严于律己、推崇先贤遗风,每当谈论天下大事则慷慨陈词,身先士卒,力矫当时士大夫的萎靡之风。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范仲淹上《百官图》,直斥吕夷简用人之失职。后范仲淹被贬出知饶州。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第一次被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范仲淹的三次被贬之所以能够被视作为一种光荣,正在于范仲淹拥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以及为了“振兴时治”而奋不顾身的政治气魄,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范仲淹总能挺身而出。范仲淹在西夏反叛后被派往边地,担任延州知州,在边地他一面操练兵将,一面安抚百姓,通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西夏称臣,维护了西北边境的安宁。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此后范仲淹在北宋王朝掀起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虽然历时仅有一年零四个月,但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北宋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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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从建国到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已近八十年,这也是北宋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此时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已经初露端倪,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边境线又有辽与西夏的虎视眈眈,不断在边境点燃烽火,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仁人志士发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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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四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以欧阳修、蔡襄等人为谏官。范仲淹提出的《答手诏陈条十事》成为政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北宋王朝亟需改革的十条意见: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从内容上来看,前五条关注的是吏治这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关注如何富国强兵的经济、军事问题;最后两条则对法治与用人提出了要求。在仁宗的支持下,这十条涉及了方方面面的改革建议除了修武备未能实施外,其余政策都由中央下达到地方而予以了实施。总的来说,“十条”基本方向是好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总结道:“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朋党之论渐渐甚嚣尘上,对此仁宗也颇为忌惮。六月,反对新政的官僚进一步攻击改革派,夏竦令婢女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私撰废立诏书,范仲淹等人深感惶恐,自求外放。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此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先后被罢免。八月二十一日,主持变法的主要人物几乎被罢免出政治中枢,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至此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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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探寻庆历新政失败的因由,我们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反对派势力过于强大,在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的改革之前,“恩荫法”已推行了近八十年,循着这两条路径而起家的大臣,已经结成了阀阅,新法推行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扑。其次,改革的观念只是仁宗皇帝一时的冲动,缺乏持之以恒的政策保障,改革的必要性并没有在整个赵宋王室的家族中形成共识。最后,这次改革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准备。改革对诸项事业从发动到完成的时间预期估量不足,改革举措先后顺序的确定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保证措施也都难觅踪影,故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引发了共鸣,整个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在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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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不幸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堪称心忧天下,为国为民,他的言行是天下士人的典范。虽然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但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精神却值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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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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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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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女子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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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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