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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方锐意[10]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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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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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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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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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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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11]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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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12]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13]废者可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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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14]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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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曰覃[15]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16]上恩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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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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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步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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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17]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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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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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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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18]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19]，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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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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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出将入相。幼年范仲淹有感于家事，辞别母亲，勤学苦读，考中进士，奉母归养。任职期间，范仲淹以身示教、严于律己、推崇先贤遗风，每当谈论天下大事则慷慨陈词，身先士卒，力矫当时士大夫的萎靡之风。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范仲淹上《百官图》，直斥吕夷简用人之失职。后范仲淹被贬出知饶州。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第一次被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范仲淹的三次被贬之所以能够被视作为一种光荣，正在于范仲淹拥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以及为了“振兴时治”而奋不顾身的政治气魄，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范仲淹总能挺身而出。范仲淹在西夏反叛后被派往边地，担任延州知州，在边地他一面操练兵将，一面安抚百姓，通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西夏称臣，维护了西北边境的安宁。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此后范仲淹在北宋王朝掀起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虽然历时仅有一年零四个月，但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北宋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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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从建国到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已近八十年，这也是北宋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此时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已经初露端倪，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边境线又有辽与西夏的虎视眈眈，不断在边境点燃烽火，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仁人志士发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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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四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以欧阳修、蔡襄等人为谏官。范仲淹提出的《答手诏陈条十事》成为政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北宋王朝亟需改革的十条意见：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从内容上来看，前五条关注的是吏治这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关注如何富国强兵的经济、军事问题；最后两条则对法治与用人提出了要求。在仁宗的支持下，这十条涉及了方方面面的改革建议除了修武备未能实施外，其余政策都由中央下达到地方而予以了实施。总的来说，“十条”基本方向是好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总结道：“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朋党之论渐渐甚嚣尘上，对此仁宗也颇为忌惮。六月，反对新政的官僚进一步攻击改革派，夏竦令婢女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私撰废立诏书，范仲淹等人深感惶恐，自求外放。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此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先后被罢免。八月二十一日，主持变法的主要人物几乎被罢免出政治中枢，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至此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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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探寻庆历新政失败的因由，我们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反对派势力过于强大，在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的改革之前，“恩荫法”已推行了近八十年，循着这两条路径而起家的大臣，已经结成了阀阅，新法推行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扑。其次，改革的观念只是仁宗皇帝一时的冲动，缺乏持之以恒的政策保障，改革的必要性并没有在整个赵宋王室的家族中形成共识。最后，这次改革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准备。改革对诸项事业从发动到完成的时间预期估量不足，改革举措先后顺序的确定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保证措施也都难觅踪影，故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引发了共鸣，整个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在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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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不幸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堪称心忧天下，为国为民，他的言行是天下士人的典范。虽然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但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精神却值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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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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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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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女子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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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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