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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妥善解决与渤海人的关系，圣宗任命具有丰富镇边经验的南京留守萧孝穆为都统，率领大军。萧孝穆率军经过蒲水之战，挫败大延琳之锐气，迫使其退守孤城，在围城战中，萧孝穆采取“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策略，迅速瓦解了守城军队的士气，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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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平定后，萧孝穆被任命为新任东京长官。他在反思“大延琳起兵”事件中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事件，归根结底在于地方官员没有切实贯彻辽国对当地的统治政策，一味将其视为税收和劳役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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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如何才能较快恢复因战争而造成的创伤？如何才能保证东京地区的正常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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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孝穆在这些问题上再次展现出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善施治道的卓越才能。他毅然抛弃严刑苛法的高压政策，也拒绝推行施以兵威的镇压方式，而是政令宽舒以结民心，抚纳流徙重迁故土。这一套简政安民的措施成效斐然，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七月，东京都传来大丰收的好消息，兴宗皇帝龙颜大悦，即刻下诏停止发给东京统军司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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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关系一直是契丹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当时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辽宋两国自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以来，两国言和，战争结束，南北政权各守疆界，互不侵犯，但兴宗即位后，每每有南伐之意。这件事情在朝堂之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许多大臣顺应兴宗的想法，只有萧孝穆（时任北院枢密使）一人敢于违背圣意，力陈战争之弊。他认为肆意开战有三害：第一，自从辽太祖以来，国家多次兴兵南伐，并没有取得太大的建树，还不如南北互市相通，互结和好对辽国有益；第二，虽然辽国现在国家富裕，兵强马壮，但是能征惯战的功臣宿将大多年迈甚至死去，如今朝中之臣多“有勇者贫于谋略，善划者弱于锋镝”，若战端一开，胜负未可知也；其三，我朝与宋朝修好，宋人无意犯我，如果我朝真的开启边衅，在道义上是理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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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萧孝穆的这一番陈词合情合理，也很有远见地看到了战争对于辽国的不利，但夺地心切的兴宗并未采纳他的建议。为此，萧孝穆以年迈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养老，却没有得到兴宗的同意。萧孝穆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兴宗南伐的不满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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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萧孝穆一生，虽出身后族，又是兴宗的国舅兼国丈（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孝穆之长女），但他并未借助显达的身世专权霸道，胡作非为，反而一生谨慎从事，小心翼翼，职位越高越加谨慎。萧孝穆是聪明的，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用人方面，他主张疏远奸佞小人，荐拔忠直之士，认为只要枢密院“选贤而用，何事不济”，提倡打破阶级界限，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他还倡导移风易俗，不以族群划分。晚年当他听说萧合卓之事（据《辽史·萧合卓列传》记载：和卓晚年病重，皇帝让宰相萧朴问疾，合卓执其手曰：“吾死，君必为枢密使，慎勿举胜己者”），深有感触地说：“不能移风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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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萧孝穆的这种眼光已经超越了同时代契丹贵族很多很多。他因此也被时人叫作“国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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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寒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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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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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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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爨：烧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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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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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仆：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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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曩：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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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效：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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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兴与亡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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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2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三位君主金太祖、西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宋徽宗，一位是亡国之君，另外两位则是开国之君。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命运却迥然有别。在至大的汉唐帝国崩溃后，随之而起的宋代则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夹击下举步维艰。就宋徽宗而言，他固然是亡国之君，然而他却也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他的统治未必是末世，甚至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盛世。作为对靖康之变的反思，新儒学登上历史舞台，逆转了中古中国开放进取的国民精神，使得中国文明日益内向化、封闭化，并不断转向专制主义，唐宋之变也就此完成。北方的金朝继承北方少数族累积了数个世纪的威势，一举入主中原，逼得宋朝南渡。但就对金太祖阿骨打而论，其作为东北少数民族的首领，宅兹中国，将整个中原纳入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中，这对中国北方地区有着莫大的影响，东北女真族的进入也为数百年后满洲入主中原奠定了历史基础。就西辽的耶律大石而言，他的西迁新疆，使得西域重新恢复与中原的文化、经济联系，汉地科技文明不断输入新疆，使得西北边疆从此与中原融为一体，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自此巩固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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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金太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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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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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讳旻，本讳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1]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时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尤爱之。世祖与腊碚、麻产战于野鹊水，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2]其发而抚之，曰：“此儿长大，吾复何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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