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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妥善解决与渤海人的关系,圣宗任命具有丰富镇边经验的南京留守萧孝穆为都统,率领大军。萧孝穆率军经过蒲水之战,挫败大延琳之锐气,迫使其退守孤城,在围城战中,萧孝穆采取“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策略,迅速瓦解了守城军队的士气,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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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平定后,萧孝穆被任命为新任东京长官。他在反思“大延琳起兵”事件中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事件,归根结底在于地方官员没有切实贯彻辽国对当地的统治政策,一味将其视为税收和劳役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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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如何才能较快恢复因战争而造成的创伤?如何才能保证东京地区的正常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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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孝穆在这些问题上再次展现出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善施治道的卓越才能。他毅然抛弃严刑苛法的高压政策,也拒绝推行施以兵威的镇压方式,而是政令宽舒以结民心,抚纳流徙重迁故土。这一套简政安民的措施成效斐然,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七月,东京都传来大丰收的好消息,兴宗皇帝龙颜大悦,即刻下诏停止发给东京统军司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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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关系一直是契丹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当时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辽宋两国自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以来,两国言和,战争结束,南北政权各守疆界,互不侵犯,但兴宗即位后,每每有南伐之意。这件事情在朝堂之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许多大臣顺应兴宗的想法,只有萧孝穆(时任北院枢密使)一人敢于违背圣意,力陈战争之弊。他认为肆意开战有三害:第一,自从辽太祖以来,国家多次兴兵南伐,并没有取得太大的建树,还不如南北互市相通,互结和好对辽国有益;第二,虽然辽国现在国家富裕,兵强马壮,但是能征惯战的功臣宿将大多年迈甚至死去,如今朝中之臣多“有勇者贫于谋略,善划者弱于锋镝”,若战端一开,胜负未可知也;其三,我朝与宋朝修好,宋人无意犯我,如果我朝真的开启边衅,在道义上是理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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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萧孝穆的这一番陈词合情合理,也很有远见地看到了战争对于辽国的不利,但夺地心切的兴宗并未采纳他的建议。为此,萧孝穆以年迈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养老,却没有得到兴宗的同意。萧孝穆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兴宗南伐的不满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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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萧孝穆一生,虽出身后族,又是兴宗的国舅兼国丈(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孝穆之长女),但他并未借助显达的身世专权霸道,胡作非为,反而一生谨慎从事,小心翼翼,职位越高越加谨慎。萧孝穆是聪明的,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用人方面,他主张疏远奸佞小人,荐拔忠直之士,认为只要枢密院“选贤而用,何事不济”,提倡打破阶级界限,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他还倡导移风易俗,不以族群划分。晚年当他听说萧合卓之事(据《辽史·萧合卓列传》记载:和卓晚年病重,皇帝让宰相萧朴问疾,合卓执其手曰:“吾死,君必为枢密使,慎勿举胜己者”),深有感触地说:“不能移风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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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萧孝穆的这种眼光已经超越了同时代契丹贵族很多很多。他因此也被时人叫作“国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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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寒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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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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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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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爨:烧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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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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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仆: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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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曩: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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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效: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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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兴与亡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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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2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三位君主金太祖、西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宋徽宗,一位是亡国之君,另外两位则是开国之君。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命运却迥然有别。在至大的汉唐帝国崩溃后,随之而起的宋代则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夹击下举步维艰。就宋徽宗而言,他固然是亡国之君,然而他却也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他的统治未必是末世,甚至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盛世。作为对靖康之变的反思,新儒学登上历史舞台,逆转了中古中国开放进取的国民精神,使得中国文明日益内向化、封闭化,并不断转向专制主义,唐宋之变也就此完成。北方的金朝继承北方少数族累积了数个世纪的威势,一举入主中原,逼得宋朝南渡。但就对金太祖阿骨打而论,其作为东北少数民族的首领,宅兹中国,将整个中原纳入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中,这对中国北方地区有着莫大的影响,东北女真族的进入也为数百年后满洲入主中原奠定了历史基础。就西辽的耶律大石而言,他的西迁新疆,使得西域重新恢复与中原的文化、经济联系,汉地科技文明不断输入新疆,使得西北边疆从此与中原融为一体,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自此巩固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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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金太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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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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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讳旻,本讳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1]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时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尤爱之。世祖与腊碚、麻产战于野鹊水,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2]其发而抚之,曰:“此儿长大,吾复何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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