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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李纲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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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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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字伯纪，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无锡。父夔，终龙图阁待制。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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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京师大水，纲上疏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1]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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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为太常少卿。时金人渝[2]盟，边报狎[3]至，朝廷议避敌之计，诏起师勤王，命皇太子为开封牧，令侍从各具所见以闻。纲上御戎五策，且语所善给事中吴敏曰：“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献纳论思为职，曷不为上极言之。”敏曰：“监国可乎？”纲曰：“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主上聪明仁恕，公言万一能行，将见金人悔祸，宗社底宁，天下受其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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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敏请对，具道所以，因言李纲之论，盖与臣同。有旨召纲入议，纲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疏上，内禅之议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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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执犹守避敌之议。有旨以纲为东京留守，纲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庙朝廷毁于贼手，范祖禹以为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陛下奈何轻举以蹈明皇之覆辙乎？”上意颇悟。会[5]内侍奏中宫已行，上色变，仓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纲泣拜，以死邀[6]之。上顾纲曰：“朕今为卿留。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令有疏虞。”纲皇恐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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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复决意南狩，纲趋[7]朝，则禁卫擐甲，乘舆已驾矣。纲急呼禁卫曰：“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皆曰：“愿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遂命辍行。纲传旨语左右曰：“敢复有言去者斩！”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六军闻之，无不感泣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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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纲为亲征行营使，以便宜从事。纲治守战之具，不数日而毕。敌兵攻城，纲身督战，募壮士缒[8]城而下，斩酋长十余人，杀其众数千人。金人知有备，又闻上已内禅，乃退。求遣大臣至军中议和，纲请行。上遣李棁，纲曰：“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棁怯懦而误国事也。”上不听，竟使棁往。金人须金币以千万计，求割太原、中山、河间地，以亲王、宰相为质。棁受事目，不措一辞，还报。纲谓：“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而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宰执议不合，纲不能夺[9]，求去。上慰谕曰：“卿第[10]出治兵，此事当徐[11]议之。”纲退，则誓书已行，所求皆与之，以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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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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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12]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13]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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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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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李纲，字伯纪，邵武人，政和二年（1112年）其父李夔官至龙图阁侍制。可以说，李纲出生于士大夫家庭，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文人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政府官员。看似孱弱的文人领兵作战，很多时候往往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李纲在风云际会之际正合其宜，他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取得了汴梁保卫战的胜利。然而，由于徽钦二帝的投降政策，金军撤退伊始，李纲旋即遭到罢官。后来汴梁陷落，酿成“靖康之变”。南宋政权建立后，李纲一度为相。可是懦弱腐败的南宋朝廷尚称苟安，并没有真正抗金的决心，李纲日渐被包括宋高宗在内的主和派排挤，最后甚至被流放到海南这个偏远之地。最终，李纲在抑郁不得志的现实困境中悲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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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的一生除了汴梁保卫战这件事最为辉煌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值得记述。在宋钦宗和徽宗进行权力交接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发生了复杂的权力博弈。实际上，宋徽宗放弃自己的权力并非十分情愿，只是由于对“亡国之君”名号的恐惧超过了对权力的留恋这个客观原因的存在，才决意将皇权让渡给其子赵桓的，他自己则跑到了南方。一开始，赵桓只是以开封长官的名义领导对金的战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指挥效用必然大打折扣。徽宗并不情愿放弃自己的帝位而甘心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在专制体制下，对绝对权力的欲望使得这对亲生父子间产生罅隙和巨大的不信任。在李纲等人的劝谏下，徽宗才正式传位于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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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立国之初，面临着国家基本国策这个重要问题的抉择：是苟合偏安还是积极进取？围绕着这个问题，南宋朝廷内部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当时的金朝政权可谓是绝对的鹰派政权，咄咄逼人，磨刀霍霍，消灭掉一个腐烂到骨子里的南宋政权是绰绰有余的。南宋不图收复中原故土的偏安政策之确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南渡伊始，李纲等主战派确实是掌握了实权的，此时的国防政策取向虽是防御性质的，但是仍旧是主动积极的防御。当然，当南宋小朝廷立国的局势稳定之后，李纲等人也就失去了价值，为统治者所抛弃，这时候的政策即转变为消极防御。南宋统治者一方面要靠主战派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主战派坐大，失去控制，这种平衡的拿捏经历了复杂的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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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在南宋政权中的宦海浮沉则是这种复杂权力博弈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看，李纲的际遇似乎只是体现了南宋政权在恢复中土与偏安政策取向上的对垒，背后潜隐着的是朝廷各派系争夺绝对权力的用心。南宋首任皇帝高宗赵构在北宋末期中的王位继承中本是没有任何优势的，“靖康之变”使得徽、钦二帝和大批宗室贵族都被掳掠到北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赵构，使其成为宋室血脉中仅存的最有竞争力的一支后代，故而无可争辩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同岳飞等主战派的遭遇一样，李纲不可能真正主导南宋朝廷的政策取向，试想如果主战派上台执政并进而恢复故土，徽钦二帝将会重回宋廷，如此可怕的局面将会使赵构的皇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北宋政权从赵匡胤建国伊始就对军事将领奉行不信任的提防政策。到了南宋，这种“祖宗家法”的影响必将延续，一个根本不信任军人的朝廷又岂会让军人主导政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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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整个政治格局的形成绝非通过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政治逻辑推演可以完整描述。无论是徽、钦二帝的权力交接，还是南宋偏安国策的确定，其间存在着复杂的政治交易，一系列复杂博弈的核心就是权力的争夺和利益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李纲先是因为主战立场而成为扛鼎之臣，又因为一以贯之的相同立场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历史吊诡如此，岂能不使人深思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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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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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恶：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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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渝：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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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狎：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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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赐：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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