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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间道[20]往中原，招豪杰之据有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安庆军节度使士籛乞减奉赐之半，以助军用。自是，诸宗室有请，悉[21]从之。戊辰，宰执陈康伯等乞再减奉，止存旧格之半，许之。己卯，振[22]两淮流民及山东归正忠义军。癸未，黄祖舜罢。庚寅，逐秦桧党人，仍禁辄[23]至行在。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24]取侵地。癸巳，以张焘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落端明殿学士，饶州居住。丙申，雨雹。丁酉，诏户部置局，议节[25]浮费。己亥，杨存中等乞减半奉如宰执例，许之。庚子，以龙大渊知合门事，曾觌同知合门事。壬寅，陈康伯上钦宗陵名曰永献。乙巳，诏求遗逸[26]。丁未，诏修《太上皇帝圣政》。罢龙大渊，别与差遣。曾觌复带御器械。召张浚。己酉，张焘罢。立选人减举主法。甲寅，复以龙大渊知合门事，曾觌同知合门事，给事中、中书舍人留黄不行。乙卯，诏饬郡县吏。庚申，以久雨，命有司振灾伤，察[27]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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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元年春正月乙未，禁淮西诸关采伐林木。戊戌，罢坐仓籴米赏。庚子，罢两淮将帅权[28]摄官。丙午，禁两淮耕牛出境。以[29]交址入贡，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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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桩积米贷[30]济[31]金、洋州及关外四州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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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辛未，以太上皇不豫[32]，赦。壬申，诣德寿宫问疾。癸酉，分遣群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甲戌，以太上皇未御常膳，自来日不视朝，宰执奏事内殿。乙亥，诣德寿宫侍疾，太上皇崩于德寿殿，遗诰太上皇后改称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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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春正月癸巳，金主雍殂[33]，孙璟立。甲午，封孙抦为嘉国公。丙申，黄洽罢。己亥，以周必大为左丞相，留正为右丞相，萧燧兼权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王蔺参知政事，刑部尚书葛邲同知枢密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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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下诏传位皇太子。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素服驾之重华宫。辛未，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皇后曰寿成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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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熙五年五月壬戌，寿皇圣帝不豫。六月戊戌，崩于重华殿，年六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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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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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孝宗赵昚是南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在做太子时他就主张抗金，即位后更是全身心致力于强兵富国的政治实践，我们应当从“内修政理”和“外攘夷狄”两个方面对孝宗一朝的振兴之策进行全面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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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一朝惩治贪官，严禁招权纳贿；频繁易相（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宰相更换十七人、参知政事三十四人），以防止秦桧式的权相出现。孝宗也注重减轻人民负担。根据旧制，从南宋初年开始，国家提前征收本税季的赋税，规定八月半前交完，但户部却要求七月底交完，至孝宗时，甚至提前到四五月，此时夏粮还没有收上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粮食可以交纳。孝宗改革征收制度的举措极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免农桑，尽地力”，实行“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的政策，“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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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孝宗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思想领域一改北宋后期“有树（立）有打（破）”的学术政策，当时主流学派有北宋以来的王安石新学和新兴的程朱理学，此外，苏氏的蜀学也重新兴起。孝宗对新学颇有微词，但对理学攻击新学并不支持。孝宗时期，文学成就辉煌灿烂，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南宋末年学者黄震评论曰：“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当代学者刘子健也说：“中国近八百年以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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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朝内政修明，经济成就卓绝，但这一切却无法化解南宋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孝宗外攘夷狄，锐意恢复，但壮志未酬。张浚、虞允文之后，孝宗并没有放弃北伐恢复之志，但“用兵之意弗遂而终”。一国之君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中兴之志，原因必然是十分复杂的。孝宗的“愚孝”是个致命的缺点，太上皇随时可能的大加干预，每每使得南宋丧失难得的反攻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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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迫之者，激之成也”。女真人离开了他们原有的居住地，沉湎于汉文化地区丰富的物质文明之中，宋人萎靡不振的病毒也感染了女真人，消除了他们原有的勇猛凶暴的血性。金世宗满足于现状，也无力南侵，遂不再考虑侵宋，转而防备南宋北进，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并说“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颇为忌惮孝宗的一番作为。宋人虽已失去大河与山脉的艰险阻塞，但女真不再大肆南侵，不再构成对宋廷的迫切威胁，因而，占据了文雅柔弱江南地区的南宋更是没有了北伐的愿望。南宋大臣们满足于现状，孝宗再也得不到张浚、虞允文那样的主战派大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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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治社会危机都是制度问题，南宋军事屡败的根源是继承自北宋开国以来所确立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一原则。南宋政权建立之后，对外要应对南侵的金兵，对内要平定流寇集团，武将的地位有所提高，拥有较多军事指挥权和固定的地盘，甚至还拥有较固定的军队。武将对儒生较为轻视，南宋政府越来越感觉武官存在着尾大不掉之势，遂有绍兴七年（1137年）至十二年相继罢黜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四名大将兵权之举，又走到“重文轻武”的老路上去。守内虚外的表现之一是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张浚、虞允文之后，尤其是孝宗晚年，再图进取的雄心壮志已渐失。守内虚外的重点是消灭政权内部威胁皇权的力量，宋孝宗数次易相即是此一政策的明证。此举固然防止了宰相专权，但也使得人才的能力不能得到尽情的施展与发挥，可谓是叶公好龙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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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治国是宋代加强专制集权的一项战略性国策，文人入仕，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有文化的官僚阶层，模铸了一代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南宋初年这一政策略有松动，立即遭遇文官集团的强烈反抗，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削兵权的动议。祖宗家法给予了文官优越的地位与心理优势，赋予文官猜忌武将的权力，武将若构成对祖宗家法的挑战，则权力遭受到削弱也就成为符合历史逻辑的事情了。这种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决定了南宋王朝只能采取守势。守成，是南宋帝王的心态，唯南宋孝宗登基后思有所作为，但年老后亦颇为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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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不对症下药，适当调整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中兴之治的。他暂时摆脱了祖宗家法，行之不远，却又重归老路。这是孝宗的悲剧，更是南宋一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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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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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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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通“帜”，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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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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