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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传看，成吉思汗对整个攻金战略始终有着深刻的把握。他之所以把南攻的军事行动确定为先西夏后金朝，显然是考虑到金强夏弱，军事上制服西夏较易，西夏若平，攻金便无后顾之忧。相反，如先攻金，一旦战事迁延，西夏出兵从蒙古军西后侧加以夹击，就易给战局带来不利。事后表明，这一选择是十分明智的。不仅如此，临终前，他还为蒙古灭金的未来战略作了部署，认为金精兵多布于潼关一带，一时难以强攻，不如利用宋金矛盾，借道宋境，“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对战局发展作出了正确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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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指挥蒙古军的战术在其战胜攻取中显然也起着重大作用。蒙古骑兵作战，明显保持着某种草原游牧部落战争习惯——其目标并不拘泥于争城夺地和守土，而主要是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和掠夺财物，故往往来去飘忽，易于掌握运动战中的主动。至于在战争中利用骑兵的迅捷实施包抄、合围、设伏、突袭等，更是其克敌制胜的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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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分析成吉思汗用兵之长的同时，仍须看到其征伐中极端残酷无道的一面。事实上，在早先的草原部落战争中，胜方掳掠妇女幼儿，同时将对方老人和青壮男子一概灭绝，本属通例。这种部落战争的“野性”，同样被带到了西征和对西夏、金的攻战中，蒙古军所到之处，无不以烧杀和掳掠牲畜、人口、工匠、财物为事，凡曾抵抗之城郭，一旦攻破，即行屠城，无分老幼和军民，尽行杀戮，对这些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据本传，成吉思汗晚年对此似有反思，死前一月曾谓：“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但差不多同时，他又吩咐手下：待西夏国主及其居民按蒙古军要求出城投降时，应将他们尽行消灭。这不能不使人质疑，其晚年观念是否真有如此变化？如此说属实，那么，究竟是现实利益的驱动（如占地和收税的需要），还是接受耶律楚材、丘处机等人“戒杀戮”的规劝，抑或是天良发现所致，仍值得作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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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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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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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适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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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走：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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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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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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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愆：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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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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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晡：申时，即黄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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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禽：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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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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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归：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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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薄：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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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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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嗣：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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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遽：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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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益：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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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附：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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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拔：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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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循：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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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尝：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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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次：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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