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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扈：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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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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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史天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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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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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天泽，字润甫，秉直季子也。身长八尺，音如洪钟，善骑射，勇力绝人，从其兄天倪帅真定。乙酉，天倪遣护送其母归北京，既而天倪为武仙所害，府僚王缙、王守道追及天泽于燕，曰：“变起仓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回辔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泽毅然曰：“兄弟之仇，义所当复，虽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即倾赀[1]装，易[2]甲仗，南还，行次满城，得士马甚众。天泽摄行军事，遣监军李伯佑诣国王孛鲁言状，且乞济[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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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亡，移军伐宋。乙未，从皇子曲出攻枣阳，天泽先登，拔之。及攻襄阳，宋兵以舟数千陈于峭石滩，天泽挟二舟载死士，直前捣之，覆溺者万计。丁酉，从宗王口温不花围光州，天泽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师次复州，宋兵以舟三千锁湖面为栅，天泽曰：“栅破，则复自溃。”亲执桴鼓[4]，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栅，不逾时，栅破，复人惧，请降。进攻寿春，天泽独当一面，宋兵夜出斫[5]营，天泽手击杀数人，麾下兵继至，悉驱其兵入淮水死，乘胜而南，所向辄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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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秋，从宪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宋将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北军迎战不利。帝命天泽御[7]之，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三战三捷，夺其战舰百余艘，追至重庆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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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对，大略谓：“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沛[8]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9]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帝嘉纳之。继命往鄂渚撤江上军，还，授河南等路宣抚使，俄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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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夏五月，拜中书右丞相。天泽既秉[10]政，凡前所言治国安民之术，无不次第[11]举行。又定省规十条，以正庶务。宪宗初年，括户[12]余百万，至是，诸色占役者太半，天泽悉奏罢之。秋九月，扈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诏丞相线真将右军，天泽将左军，合势蹙[13]之，阿里不哥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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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春，李璮阴[14]结宋人，以益都叛，遂据济南，诏亲王哈必赤总兵讨之，凶势甚盛。继命天泽往，天泽闻璮入济南，笑曰：“豕突入苙，无能为也。”至则进说于哈必赤曰：“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乃深沟高垒，绝其奔轶。凡四月，城中食尽，军溃出降，生擒璮，斩于军门，诛同恶者数十人，余悉纵归。明日，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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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天泽将行，帝临轩授诏，责以专征，俾[15]诸将皆听节度。天泽未尝以诏示人，及还，帝慰劳之，悉归功于诸将，其慎密谦退如此。天泽在宪宗时尝奏：“臣始摄[16]先兄天倪军民之职，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权，臣复入叨[17]寄遇，一门之内，处三要职，分所当辞，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劳于国，一门三职，何愧何嫌！”竟[18]不许。至是，言者或谓李璮之变，由诸侯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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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年春，与平章阿朮等进攻樊城，拔之，襄阳降。十一年，诏天泽与丞相伯颜总[19]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天泽至郢州遇疾，还襄阳，帝遣侍臣赐以葡萄酒，且谕之曰：“卿自朕祖宗以来，躬擐[20]甲胄，跋履山川，宣力[21]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发，善自调护。”还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与尚医驰视，赐以药饵。天泽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语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22]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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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泽平居[23]，未尝自矜[24]其能，及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门庭悄然。或劝以权自张，天泽举唐韦澳告周墀之语曰：“愿相公无权。爵禄刑赏，天子之柄，何以权为！”因以谢之，言者惭服。当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为治其生理[25]而宾礼之，后多致显达。破归德，释李大节不杀，而送至真定，署[26]为参谋。卫为食邑，命王昌龄治之，旧人多不平，而莫能间[27]，其知人之明、用人之专如此。是以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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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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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史天泽，永清（今属河北）人，字润甫。自史天泽的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而有财起始，恰逢金朝乱世，遂在河北诸地组织清乐社多达四十余，每社近千人，因此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史天泽的祖父史成硅、父亲史秉直均继承家业家风。蒙古兴起，成吉思汗派遣木华黎进攻金朝河北、山东，史家遂归附蒙古，在木华黎帐下屡建战功。史天泽因排行第三，习称“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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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天泽的少年时代恰逢塞外蒙古兴起屡屡南下攻金之时，由于蒙古军队的铁蹄蹂躏，金人被迫从燕京迁都开封，再也无力恢复对于黄河以北地区的有效统治，然而蒙古军队对于攻陷的州县城池又多采取弃而不守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上豪强群起，或据地称雄，或聚众保境，依违于金、蒙之间，后来这些人中的多数投降于蒙古，最终成为金元之际盘踞于河北、山东诸州县，世代兼统军民之特权的“汉人世侯”。河北、山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身处金、宋、蒙之间，故许多汉地世侯往往首鼠两端，反复于三方之间，为典型的变色龙。例如被金朝封为恒山公的河北地方豪强——武仙，在叛金归蒙后，复叛蒙归金，并诱杀了史天泽兄长史天倪。山东红袄军起义领袖李全、李璮父子也在金、蒙、宋三方之间辗转归附，趁隙不断扩张，控制山东地区三十年，俨然汉代的封国自立或唐代的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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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天泽却并未像其他汉地世侯那样动辄反复，他一方面率军在对金、对宋战争中屡立战功；另一方面，他也比较重视民政、兴利除害、安抚民心。更重要的是，史天泽在元宪宗蒙哥时即与负责治理中原汉地的忽必烈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当时主持漠南汉地军民政务的忽必烈委任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兼管军民事宜，史天泽手下的智囊，不少人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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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元帝国的政治中心逐渐由原先北方的草原地区转变为南方的农耕地区。大蒙古国时代普遍采取的依赖汉人世侯维持对中原汉地进行“间接统治”的政策也必须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样做的目的便在于求取有效控制汉地并免除其尾大不掉之忧。同时，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力图以“汉法”治理汉地，而汉法中最重要的政治模式便是中央集权制，这就与蒙古国原有的分封制度发生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因此取消分封特权便会激起蒙古贵族的集体反对，导致国本动摇，执行起来甚为不易。与此相反，压榨汉人世侯从而攫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却是忽必烈执政时积极推行的重要政策。史天泽作为汉人世侯，一方面在忽必烈召问治国安民之术时提出“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沛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的政治主张，在就任中书右丞相时更是将这一政治主张作为治国安民之术次第施行，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忽必烈时期出现的“中统至元初治”局面与此关系紧密；另一方面，史天泽不仅亲率大军平定了在山东叛乱降宋的世侯李璮，而且在事后有人追究李璮叛乱原因并将其归咎为汉人世侯之权太重时，史天泽上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在主动要求削权的同时亦将先前朝廷正式赏赐给他的封地卫州一并退还，史家子弟一日之间解虎符及金、银符者达十七人（见《牧庵集》），其政治身份也从割据的世袭领主转变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家族。不久之后，史天泽的中书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然而，由于史天泽功勋卓著，深受忽必烈的倚重，所以很快史天泽又复官为中书左丞相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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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曾召史天泽商议进军灭宋的方略，史天泽认为：“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为发起渡江作战，忽必烈下令将原来的荆湖行院和淮西行院都改为行省，拟命令各自指挥属军南下。史天泽对此策略提出：“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既不相下，号令必不能一，后当败事。”忽必烈采纳了史天泽的建议，将淮西行省降为行院，荆湖行省称为河南等路行中书省，通过调整指挥机构，确保前线作战号令齐一，杜绝令出多门情况的出现。同时史天泽提出以安童、伯颜等蒙古重臣统兵，自己仅任副将，不可不谓用心良苦。在临终之时，史天泽还上奏忽必烈：“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他高屋建瓴的军事眼光和理政手腕，在元廷攻灭南宋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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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天泽及其家族是汉地世侯的首要代表，也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为巩固和发展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立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族代表人物。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之前史天泽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他一心相随到底。以后人之见，他的战略眼光与治政能力极为独到，使得史氏一族成为元朝统一后北方最为显赫的汉人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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