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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大举伐宋……秋七月，陛辞，世祖谕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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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甲戌朔，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道并进。丙戌，伯颜与平章阿朮，由中道，循[1]汉江趋郢州。万户武秀为前锋，遇水泺，霖雨水溢，无舟不能涉。伯颜曰：“吾且[2]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乃召一壮士，负甲仗，骑而前导，麾诸军毕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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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丙午，军次汉口。辛亥，诸将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先遣万户阿剌罕以兵拒[3]沙芜口，逼近武矶，巡视阳罗城堡，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壬子，伯颜战舰万计，相踵而至，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屯布蒙古、汉军数十万骑于江北。诸将言：“沙芜南岸，彼战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颜曰：“吾亦知其可必取，虑汝辈贪小功，失大事；一举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进军阳罗堡……（伯颜）乃密谋于阿朮曰：“彼谓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坚，攻之徒劳。汝今夜以铁骑三千，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诘旦[4]渡江袭南岸。已过，则速遣人报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骑攻阳罗堡，夏贵来援。遂俾阿朮出其不意，率万户晏彻儿、忙古歹、史格、贾文备四翼军，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见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诸将，令径趋是洲，载马后随。万户史格一军先渡，为其都统程鹏飞所却。阿朮横身荡决，血战中流，擒其将高邦显等，死者无算[5]，鹏飞被七创，败走，得船千余艘，遂得南岸。阿朮与镇抚何玮等数十人，攀岸步斗，开而复合者数四。南军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桥，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继[6]遣张荣实、解汝楫等四翼军，舳舻相衔，直抵夏贵。贵引麾下军数千先遁，诸军乘之，斩溺不可数计，追至鄂州东门而还。丙辰，阿朮遣使来报，伯颜大喜，挥诸将急攻破阳罗堡，斩王达。宋军大溃，数十万众，死伤几尽。夏贵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诸将谓贵大将，不可使逸[7]去，请追之。伯颜曰；“阳罗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贵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颜登武矶山，大江南北，皆我军也，诸将称贺，伯颜辞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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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春正月）丙戌，伯颜至江州，即以师夔为江州守。师夔设宴庾公楼，选宋宗室女二人，盛饰以献，伯颜怒曰：“吾奉圣天子明命，兴仁义之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知南康军叶阊来降，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亦奉书纳款，阿朮遂率舟师造[8]安庆，文虎出降。伯颜至湖口，遣千户宁玉系浮桥以渡，风迅水驶，桥不能成，乃祷于大孤山神，有顷[9]，风息桥成，大军毕[10]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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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庚申，发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宋军阵动，贵先遁，以扁舟掠[11]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众军大呼曰：“宋军败矣。”诸战舰居后者，阿朮促骑召之，挺身登舟，手[12]柁冲敌船，舳舻相荡，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何玮、李庭等并舟深入，伯颜命步骑左右掎[13]之，追杀百五十余里，溺死无算，得船二千余艘，及其军资器仗、图籍符印。似道东走扬州，贵走庐州，虎臣走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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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庚寅，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事，世祖大悦，悉可其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阿朮别奉诏攻扬州。江东岁饥，民大疫，伯颜随赈救之，民赖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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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乙丑，有诏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俟秋再举。伯颜奏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14]纵之则逸而逝矣。”世祖语使者曰：“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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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正月）甲申，次皋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伯颜受讫，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召宋宰臣出议降事。时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为丞相，不拜，自请至军前。乙酉，进军至临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巡视城堡，安谕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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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禁军士毋入城，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安堵[15]如故。先是，三衙卫士，白昼杀人，闾里小民，乘乱剽掠，至是民皆安之。丁亥，遣程鹏飞、洪双寿等入宫，慰谕谢后……令程鹏飞、洪双寿同贾余庆易宋主削帝号降表。己丑，驻军临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户囊加歹等以宋传国玺入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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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谥忠武。至正四年，加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进封淮王，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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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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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伯颜，蒙古八邻部人，是元代初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伯颜的父亲追随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出征西域，因此伯颜是在西域长大的。至元元年（1264年），伯颜奉旭烈兀之命出使到忽必烈处，受到赏识，被留了下来，以后历任军政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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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荡平西夏政权、联宋灭金后，统一全国的趋势变得日益明显，在忽必烈兄长蒙哥（元宪宗）任大汗之时，既已形成对南宋政权的战略包围。就北线而言，蒙军在黄淮平原上数败南宋军队，朝长江防线作出正面的推进，占据了战略的主动；就西线而言，蒙军自陕入川，夺取长江上游；就南线而言，蒙军自四川分兵迂回云南，消灭大理。尽管如此，蒙古伐宋的统一战争仍然进展迟缓，远没有预想之中的那样顺利，以前在北方战场上的得意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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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蒙古南下灭宋战略进展受阻的原因固然有很多，除了多路进兵却又缺乏必要的协同配合，进而导致兵力分散外，最重要的因素当是南宋政权擅长水师步兵协同作战的战术，利用山城寨堡等防御设施和水战的特长，抑制了蒙军军事优势的发挥，从而使得蒙古骑兵在战争中无法纵横驰骋，叱咤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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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在亲征四川失败直至死于四川前线之后，南宋政府认定原先的防御体系能够遏制蒙古军队南下，所以继续沿淮水、汉水布防。忽必烈率征宋东路军北返后，宋军重新占领襄阳，增调水、陆军守城。在四川的宋军除了于重庆等地加强防御外，不断出兵，与蒙古军争夺军事要地。长江流域从东至西的扬州、襄阳和重庆，成为宋军支撑整个防线的三大军事重镇。同时，宋廷还在长江中布列水军，准备一旦汉、淮防线被突破，立刻据守长江，依靠大江阻遏蒙古军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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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击败国内阿里不哥、李璮的叛乱之后，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了南宋。鉴于四川地形复杂，作战困难较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东出三峡，浮江而下的战略目标，忽必烈改变了宪宗蒙哥“图蜀灭宋”的计划，采取集重兵突破宋军中段防线的战略，争取将宋军防线一截两段，然后大军楔入，直逼长江中游。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元军从至元元年开始，便不断加强对南宋的攻势，其战略目的在于夺取南宋军事重镇襄阳。至元十年，孤城襄阳为元军攻占，标志着元军在南宋的防御体系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为顺流东下灭亡南宋奠定了基础。同时，忽必烈致力于建立一支能够与南宋水军相抗衡的强大水军，彻底改变了蒙元与南宋之间在兵种结构对比方面的劣势，在军械装备上，由西域色目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在传统抛石机基础上改进的新式抛石机——回回炮也被成功应用于襄阳战场上，经过襄阳之战数年的磨练，元军已经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水军，弥补了不擅水战的弱点，取得了攻克坚城的经验，此时的元军在总体作战能力方面已优于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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