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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人，唐宰相九龄弟九皋之后。父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浚四岁而孤，行直视端，无诳言，识者知为大器。入太学，中进士第。靖康初，为太常簿。张邦昌僭立，逃入太学中。闻高宗即位，驰赴南京，除[1]枢密院编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上下始知有国法。迁侍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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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车驾幸钱塘，留朱胜非于吴门捍御，以浚同节制军马，已而胜非召，浚独留。时溃兵数万，所至剽掠，浚招集甫[2]定。会苗傅、刘正彦作乱，改元赦书至平江，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未几，傅等以檄来，浚恸哭，召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谋起兵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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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韩世忠舟师抵常熟，张俊曰：“世忠来，事济[3]矣。”白浚以书招之。世忠至，对浚恸哭曰：“世忠与俊请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将士，呼诸将校至前，抗[4]声问曰：“今日之举，孰顺孰逆？”众皆曰：“贼逆我顺。”浚曰：“闻贼以重赏购吾首，若浚此举违天悖人，汝等可取浚头去；不然，一有退缩，悉以军法从事。”众咸感愤。于是，令世忠以兵赴阙[5]，而戒其急趋秀州，据粮道以竢大军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6]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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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傅等以书招浚，浚报云：“自古言涉不顺[7]，谓之指斥乘舆[8]；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废立之事，谓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9]。今建炎皇帝不闻失德，一旦逊位，岂所宜闻。”傅等得书恐，乃遣重兵扼临平，亟除俊、世忠节度使，而诬浚欲危社稷，责郴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会吕颐浩、刘光世兵踵至，浚乃声傅、正彦罪，传檄中外，率诸军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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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10]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11]，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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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即位，召浚入见，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悚[12]然曰：“当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洲、采石。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是示敌以削弱，怠[13]战守之气，不若先城[14]泗州。及浩参知政事，浚所规画[15]，浩必沮[16]之。浚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请上临幸建康，以动[17]中原之心；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以为吴璘声援。孝宗见俊卿等，问浚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金人以十万众屯河南，声言规[18]两淮，移文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币。浚言北敌诡诈，不当为之动，以大兵屯盱眙、濠、庐备[19]之，卒以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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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既去，犹上疏论尹穑奸邪，必误国事，且劝上务学亲贤。或勉浚勿复以时事为言，浚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20]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如若等言，是诚何心哉！”闻者耸然。行次[21]余干，得疾，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讣闻，孝宗震悼，辍视朝，赠太保，后加赠太师，谥忠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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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幼有大志，及为熙河幕官，徧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阵方略之宜。故一旦起[22]自疏远，当枢筦之任，悉能通知边事本末。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行，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每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23]，不足以号召北方。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佑”。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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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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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张浚，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政治家、抗金将领，徽宗时中进士，钦宗靖康时为太常簿。高宗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张浚任枢密院编修官。后又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等职。他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率部屡次破金，给金兵以沉重打击。后被罢官，免去节度使之职，贬往连州等地居住二十余年。即使在张浚被秦桧排挤出朝的二十年间，仍顶着被台谏论列的压力，以其父对策中“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为信条极论时事，就抗金等有关社稷安稳大事反复上书高宗。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隆兴二年（1164年），张浚又被主和派排挤，罢去相位，出判福州。张浚在赴任路上听说朝廷议和，继续上书反对，途经余干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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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期，朝廷要想一雪靖康之耻，恢复北宋的气势，英明的君主固不可少，但也不可缺少优秀宰相的襄助。高宗时的大臣李纲本堪重任，但在朝廷遭受排挤，加上赵构惧怕金兵，故而壮志不得伸展，他那抗金的正确方略只能化作无奈的叹息。孝宗即位时对于优秀宰相的人选很是渴求，然而即使张浚出现，也没有受到真正的重用，空留历史的叹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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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皇帝锐意北伐，经过各种挫折打击之后，南宋几无可用之人，张浚成了孝宗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不过张浚本人确有志大而才疏的毛病，太上皇高宗皇帝也曾劝孝宗不要信其虚名，然而孝宗皇帝并没有接纳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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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浚斩赵哲，贬刘锡而上书待罪时，高宗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而重遣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略晚于张浚的著名学者杨万里曾针对诋毁张浚的言论为之辩白说：“魏公有社稷大功五件：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右，五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张浚屡立功劳，然而这些成功即便是中才之人亦能胜任，对于张浚能否拥有担当宰相之重任，这些证据显然是颇为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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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殷切盼望北伐成功，张浚亦为之振奋不已，可是主将李显忠刚从西夏回来且众将士尚未与之亲近，副将邵宏渊战场经验不足，又怀有私心，两人却都想被重用。这样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松散的政治联盟，自然是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性的。再说，国家之事无小事，隆兴北伐亦不是君臣二人所能当机立断的，仅凭一腔热情，而没有后续的谋略，北伐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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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越是坚定，就越该考虑周密。张浚这个人志向很大，但气量不够；勇气可嘉，但办事不周。遭到保守派秦桧之流的排挤后，他只是一直无谓地愤怒声讨，却不采取实际的措施以阻遏政敌猖狂的进攻。政治洞察力的欠缺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以致再度出山后，他仍旧犹如初次被任用时一样，二十年的贬官没有让他成长多少，隆兴北伐的失败不是不可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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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然而被压制打击之后的张浚，虽为孝宗启用，但内心充满了愤慨不满的怨气，不相信任何人，不接受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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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愈是坚决，就愈要坚定信念。作为一国之君，就应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符离之败后，张浚遭到主张议和的士大夫们诋毁与非议，此时，孝宗复赐浚书曰：“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告诉张浚“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然而孝宗最终并没有顶住北伐失败的压力，还是“畏人言”，并且毫不“犹豫”地罢黜了张浚。不仅是在张浚的问题上，在整个用相的问题上，孝宗总是不坚定，频繁易相，统治政策也严重缺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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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孝宗一朝，君臣都缺乏兴邦定国的必备素质。但诚如杨万里所言，张浚也确实有不少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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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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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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