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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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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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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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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1]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辟[2]丹州推官。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3]。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4]作乐事。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辞不就。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既卒，诏赙[5]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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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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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6]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余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7]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为左个、右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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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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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8]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闼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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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9]斧扆南向而立。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10]中外。明堂者，效[11]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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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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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12]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闼，稽[13]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酌[14]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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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觏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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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涉字济川，南充人。父祖皆业农，涉始读书，昼夜刻苦，泛览博古。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一过目不复再读，而终身不忘。人问书传中事，必指卷第册叶所在，验之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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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进士第，调洛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见奇之，辟彰武军节度推官。用庞籍奏，迁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时元昊扰边，军中经画[15]，涉预有力。元昊纳款，籍召为枢密使，欲与之俱，涉曰：“亲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时。”拜章愿得归养，特改秘书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16]文彦博、庞籍荐，召还，除[17]集贤校理。既又求归蜀，遂得知汉州。岁满，移合州。累官尚书司封员外郎。父丧罢归，卒。诏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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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长厚有操行，事亲至孝，平居未尝谈人过[18]恶。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有《治道中术》、《春秋本旨》、《庐江集》七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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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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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儒林列传，顾名思义，乃史家为儒者所作之合传。《儒林列传》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二十四史中除了《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部史书外，其余十九史均设《儒林列传》一篇，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历朝历代的特殊地位。自孔子以来，儒家在学术上主要以研习经典为主，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物，极大地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从而抑制了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历史责任感强烈；儒家在礼仪上以管理皇家祭祀为主，职责神圣而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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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中的《儒林列传》同《道学列传》一样内容较多，涉及儒者达七十六人，故而本传析为八卷。《儒林列传》又以杨万里为界，前者为北宋儒者，他们敢于大胆怀疑汉学经典，关注自然科学知识，故而此期“疑经精神”和“博学精神”得到大力提倡，相较于“新儒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后者为南宋儒者，在这批儒者中，已然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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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与沈括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三位儒者胡瑗、李觏与何涉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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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北宋教育家、哲学家，祖籍陕西子长县安定镇，生于江苏泰州，世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合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从小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年离家求学，对于水利、算数、历法、军事等无不涉猎，学成归来后却屡试不中，转而开始办学，创办安定书院，采取分科教学的模式，不局限于讲授儒家经典，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实践，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实用型人才。因名声在外，他受到范仲淹的极力举荐，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钟律。其教育理念也被范仲淹广泛用于“庆历新政”的教育改革中。后来他升为当朝太子的导师，有至理名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传世，范仲淹遵其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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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北宋哲学家、教育家，今江西资溪人，世称盱江先生。面对外有夷狄侵扰，内有“三冗”的社会现状，李觏自小便发奋图强，立志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他积极接触自然科学知识，涉猎农田水利、算数、历法、哲学等各个领域，学识渊博且不拘泥于古文经学的牢笼，结合当下，阐发义理，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儒学观点，被奉为“一时儒宗”。李觏毕生以教书育人为主，创立书院，将所学倾囊授予天下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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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虽然学富五车、涉猎颇广，但仍以儒家传统学说“礼”见长。针对汉唐诸儒的注解，李觏不以为然，自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一生著作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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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涉，与胡瑗、李觏生活于同一时期，世代以务农为业，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读书奇才。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他无所不学，涉猎颇广，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与胡瑗、李觏不同，何涉轻松考取进士，并得范仲淹器重，一生宦海浮沉，以民为本，所到之处，多办学建校，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劝诲诸生。就连出身行伍的狄青，对何涉讲授的《左氏春秋》也是喜爱有加，是何涉的忠实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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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儒林列传》向我们呈现了宋儒不一样的风采。他们不再是致力于考究《四书》、《五经》的腐儒，也不再是受到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禁锢的非自由人，他们大胆地将自身从传统儒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从而促进了儒家不重视，同时又是社会最需要的科技、手工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正因为这些儒者的存在，社会氛围开始变得活跃，世人的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为“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到来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背景，也为大宋王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技、医药、手工业、农田水利等领域的人才，从某种意义上缓和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延长了北宋王朝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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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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