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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驻爪忽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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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师次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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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壬寅朔，亲王穆哥自合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10]还？”甲辰，登香罏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东曰阳逻堡，其南岸即浒黄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夺二大舟，是夜，遣木鲁花赤、张文谦等具[11]舟楫。乙巳迟明，至江岸，风雨晦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帝不从，遂申敕将帅扬旗伐鼓，三道并进，天为开霁。与宋师接战者三，杀获甚众，径达南岸。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12]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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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先朝诸臣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者，睿宗第七子，帝之弟也。于是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13]兵于漠南诸州，而阿蓝答儿乘传[14]调兵，去[15]开平仅百余里。皇后闻之，使人谓之曰：“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蓝答儿不能答。继又闻脱里赤亦至燕，后即遣脱欢、爱莫干驰至军前密报，请速还。丁卯，发牛头山，声言趋[16]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围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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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月庚午朔，还驻青山矶。辛未，临江岸，遣张文谦还谕诸将曰：“迟六日，当去鄂退保浒黄洲。”命文谦发[17]降民二万北归。宋贾似道遣宋京请和，命赵璧等语之曰：“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是日，大军北还。己丑，至燕。脱里赤方括民兵，民甚苦之，帝诘其由，托以宪宗临终之命。帝察其包藏祸心，所集兵皆纵之，人心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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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冬，驻燕京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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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帝即皇帝位，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陕西宣抚使廉希宪言：“高丽国王尝[18]遣其世子倎入觐，会[19]宪宗将[20]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闻其父已死，若立倎，遣归国，彼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帝是其言，改馆倎，以兵卫送之，仍[21]赦其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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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己亥，诏谕高丽国王王倎，仍归所俘民及其逃户，禁边将勿擅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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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将士举兵攻宋，诏曰：“朕即位之后，深以戢[22]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23]，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24]有悛[25]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尚赖宗庙社稷之灵，其克有勋。卿等当宣布朕心，明谕将士，各当自勉，毋替[26]朕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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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元史》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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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忽必烈在位期间，重用“汉法”派人士，在这批人的帮助下他顺利地继承了汗位，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了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帝国，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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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很早就显现出胸有大志、老成持重、尊儒慕学的品质，《元史》称其“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上，问以治道”。早在1244年耶律楚材死后，他便以唐太宗为楷模，密切地注意政治形势的变化，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参与政治活动，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汉族士人。而对他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去夺取权力、争取人心、扩大自己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这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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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即位后，委托忽必烈治理汉地。汉人儒士以丰富的治理经验使邢州、陕西等地的生产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邢州地区因战争的影响，人口锐减，生产遭到破坏，忽必烈命张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休养生息，减轻赋税，邢乃大治。陕西屡遭兵祸，人口剧减，民不聊生，忽必烈命杨惟中、高挺治之，整顿吏治，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初见成效，廉希宪继任后，进一步计求民田，兴办学校，抑制高利贷剥削，情况大有改观。张耕、刘肃、杨惟中、高挺等人都是汉族儒士；廉希宪虽不是汉族人，但也受到了中原文明的深刻影响。这些人对邢州、陕西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见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就十分注重对汉人儒士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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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汉人儒士治理汉地，可以说是用“汉法”治汉地，既减少了汉地人民对少数民族征服者的排斥感，又能利用汉人儒士对汉地的熟识和对民情的了解，使汉地的治理速见成效，同时也使汉人儒士对忽必烈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增强了信任感，对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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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儒士集团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60年到1264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陕西、四川、燕京等地激战，忽必烈任命总帅汪良臣、宣抚使廉希宪等人率军击溃阿里不哥，夺得汗位。忽必烈身边的许衡、刘秉忠等汉人儒士提出应采用“祖宗旧典”、“古制”等治理天下，养育人民、恢复生产，促进了忽必烈实力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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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认识到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位蒙古大汗统治时期的缺陷，因此提出变革的思想。许衡作为理学宗师，积极仕元并力劝忽必烈“行汉法”，这种华夷观念的提出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消除了汉人儒士仕元的思想障碍。忽必烈采纳了许衡的建议，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立翰林国史院，修撰辽、金史。“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探访遗事。”立翰林国史院修撰辽、金史即表明忽必烈对中原历史的重视，同时也是继承中原王朝的统治方式，标明元朝的正统地位。至元四年（1267年）“敕上都重建孔子庙”。孔子作为汉人儒士的至圣先师，具有崇高的地位，孔子庙的修复即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可，也起到了拉拢汉人儒士的作用。第二，下令“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这种任用汉人儒士的政策，是战争时期的非常之举，虽不具有常规性，但正是这种临时性的措施使忽必烈认识到汉人儒士的关键性作用。第三，建立行省等行政机构。完善的稳固的行政体制的形成为元朝的稳定和中兴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王恽《秋涧集·中堂记事》的统计，僚佐百余人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在燕京设立的行中书省，除丞相祃祃外，其他三名长官都是汉人，他们是平章政事王文统、平章政事赵壁、参知政事张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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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统初年朝廷的用人来看，汉官仍然是为忽必烈所信任与重用的。但中统三年（1262年）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李璮举兵反叛，对忽必烈影响很大，成为他用人政策彻底转变的导火线，自此以后，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善于“理财”之臣，疏远了“汉法”派人士，以儒治国的道路几乎就此中断，元朝也就此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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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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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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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招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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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属：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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