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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方孝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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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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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1]，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2]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尝[3]卧病，绝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贫岂独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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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4]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5]，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6]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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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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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7]，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8]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9]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藩。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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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10]，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11]之，使内乱。乃建议白[12]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13]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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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14]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15]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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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16]，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17]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18]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19]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20]。”时年四十有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瘗聚宝门外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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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21]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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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孺工[22]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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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23]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24]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25]。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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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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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人。其父方克勤，为明太祖时著名的循吏，方克勤为官清廉，生平事迹具见《明史》，后因受到“空印案”株连而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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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天生就是一个读书人，史称他“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从小聪慧过人，六岁能诗，十三岁就善于作文，可谓是千言立就。同乡人都将他视为“小韩子”，韩子即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小韩子”的称呼充分表现出方孝孺的才华横溢。他师从有“开国文臣之首”美誉的翰林学士宋濂，并深受器重。颇具文学才华的方孝孺还有着更高的目标，他要践行一位读书人胸怀天下的宏伟气度，以达成天下太平为己任。他是一位典型的儒者，信奉读书人修齐治平的内在理念，希望最终建立一个和谐的太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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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方孝孺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对方孝孺端庄的举止和渊博的学识感到很满意，便对太子朱标说“此庄士，当老其才”。虽说没有授予方孝孺具体的官职，但还是以“礼遣回”。方孝孺后来为仇家所构陷，被押送至京城问罪，朱元璋依然记得这位“庄士”，他相信方孝孺是个老实人，断断不会犯法，遂下令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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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再次被推荐到朝廷之中，朱元璋认为“今非用孝孺时”，遂授予其汉中教授之职，方孝孺遂每日为学生讲学，毫不倦怠。蜀王听说方孝孺的贤名，特地延聘他担任世子的教师，每次见面时，方孝孺便向世子陈说道德。为了表示对方孝孺的尊重，蜀王特地将庐舍命名为“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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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在十年间两度被推荐到中央，朱元璋也很认可这个人才，却始终没有加以重用。方孝孺一直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明太祖却迟迟不给他以进行具体实践的机会，个中原因，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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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看人的眼光实际上是极为准确的，通过与方孝孺的交谈，他便敏锐地发现了方孝孺其人绝对是一位正人君子，更是一位通晓儒家经典的杰出学者，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方孝孺是极其不适合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是残酷的，政治家要经得起腥风血雨和大风大浪的考验；政治更是变化无常的，杰出的政治家需要作出必要的变通而不能固执妄为。政治讲求的是权谋，单纯讲求儒家的仁义从根本上而言是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朱元璋早就料定方孝孺在政治上是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故而终朱元璋一生，他都未曾对方孝孺加以重用，反而让方孝孺从事教育儒生以及著书立说这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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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未受重用的方孝孺最终在建文帝即位后得到了新君的赏识，担任侍讲学士之职。建文帝好读书，满腹经纶的方孝孺自然便成了皇帝最好的老师，一旦国家遇到大政方针摇摆不定的情况，建文帝便会咨询方孝孺，史称“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即是。方孝孺俨然已经成为建文帝最亲信的大臣和最重要的谋臣，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方孝孺要用自己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和实际行动来回报建文帝的信任，努力实践着儒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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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靖难之役”的客观现实却对朱元璋独到的政治眼光予以了印证，不善政治权谋的方孝孺在军事指挥中可谓是失误连连，导致朱棣奇袭南京的战略获得了成功。当朱棣率军渡过长江，京师危在旦夕之际，有人曾劝建文帝暂时逃跑，以图复兴，方孝孺却力主守城，以待援兵。他甚至认为：“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南京城最终沦陷，建文帝也在一场大火之后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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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前，谋士姚广孝曾经恳请朱棣在攻下南京后不可诛杀方孝孺。姚广孝认为，如果孝孺遭诛，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也答应了这一要求。然而事情的发展远出于朱棣的意料之外，方孝孺至死也不愿侍奉篡权的朱棣，以至于朱棣大怒，一举诛杀了包括方孝孺学生和朋友在内的十族之人。据说，总计有八百七十三人被凌迟处死，另有数千人被捕入狱或充军流放。在目睹十族被杀戮殆尽之后，方孝孺亦“慨然就死”，践行着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士大夫的忠诚要求，他的文章也同时遭禁，史称“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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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强调舍生取义，方孝孺为了回报建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实现自己的忠义，最终慨然赴死。在明成祖看来，不与自己合作的方孝孺固然极为可恶，然而充满吊诡意味的历史困境即在于君主总是希望忠义之臣越多越好，似此，则方孝孺为建文帝殉国的忠义行为又是需要加以表彰的。故而在明成祖之后，历代的统治者都对方孝孺进行了正面的评价，而且评价的调门不断提升，到明神宗时期更是出现了“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这种现象。乾隆皇帝“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道：“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方孝孺已经获得了历史的定评，毕竟忠义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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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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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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