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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己亥，免唐县等四十州县去年田租之半。壬子，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总督以下并听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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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甲申朔，杨嗣昌誓师襄阳。甲午，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丙申，钦定保民四事全书成，颁布天下。十一月辛巳，祀天于南郊。十二月，罗汝才犯四川。丙午，下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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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秋）九月，陕西官军围李自成于巴西鱼腹山中，自成走免。癸巳，张献忠陷大昌，总兵官张令战死。寻陷剑州、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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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十一月，杨嗣昌进军重庆。丁亥，祀天于南郊。戊子，南京地震。十二月丁未朔，严军机抄传之禁。辛亥，张献忠陷泸州。乙卯，逮薛国观。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连陷宜阳、永宁，杀万安王采鑋，陷偃师，势大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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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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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春）二月己酉，诏以时事多艰，灾异叠见[9]，痛自刻责，停今岁行刑，诸犯俱减等论。庚戌，张献忠陷襄阳，襄王翊铭、贵阳王常法并遇害，副使张克俭等死之。戊午，李自成攻开封，周王恭枵、巡按御史高名衡拒却之。乙丑，张献忠陷光州。己巳，召阁臣、九卿、科道于乾清宫左室。命驸马都尉冉兴让等赍[10]帑金振[11]恤河南被[12]难宗室。三月丙子朔，杨嗣昌自四川还，至荆州卒。乙酉，祷雨。丙申，洪承畴会八镇兵于宁远。丁酉，逮郑崇俭下狱，寻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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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壬子，大清兵攻锦州，祖大寿拒守。己未，总督三边侍郎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讨贼。五月庚辰，范复粹致仕[13]。释傅宗龙于狱，命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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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春正月癸未，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京军救开封。乙酉，杨文岳援开封，贼解去，南陷西华。戊子，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14]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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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秋九月）壬子，孙传庭兵以乏食引退，贼追及之，还战大败，传庭以余众退保潼关。是月，凤阳地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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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庙。丙寅，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贼连陷华州、渭南、临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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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春）三月庚寅，贼至大同，总兵官姜瓌降贼，代王传齐遇害，巡抚都御史卫景瑗被执[15]，自缢死。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蒋德璟致仕。癸巳，封总兵官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俱为伯。甲午，征诸镇兵入援。乙未，总兵官唐通入卫，命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戊戌，太监王承恩提督城守。己亥，李自成至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降，巡抚都御史朱之冯等死之。癸卯，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贼遂入关。甲辰，陷昌平。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16]藐躬，上干[17]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18]伤百姓一人。”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丙辰，贼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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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四月，我大清兵破贼于山海关，五月，入京师，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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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19]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20]其人，益[21]以偾事[22]。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23]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24]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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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明史》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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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崇祯皇帝见证了明王朝在中国彻底失去统治权。这是一位一心想要挽救统治危机、再现大明盛世的皇帝，可能完全想不到自己会被历史无情地归类于亡国之君的队列。尽管明王朝最终是被清王朝取代，但崇祯帝却实实在在是被所谓的“流贼”李自成的起义军击败的，因此崇祯帝的遭遇获得当时和后世众多史家的同情。在许多史评中，评论者都表达了自己的不解——继位时全国情况基本稳定、通过清算魏忠贤一党获得极高声誉、自身勤勉又励精图治的皇帝，何以最终会国亡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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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考察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的表现，会发现皇帝和他身边的智囊团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大都没有章法，在战略布局上也往往举棋不定。崇祯帝每年处理的公务数量十分巨大，稍作归类，基本是任免高级官员、抗击清兵、清剿地方“流寇”、征税、免税、赈灾。这些是作为统治者应当承担的工作，但崇祯帝似乎并没有看到各个事项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遇到某个问题（大臣被弹劾、清兵入关抢掠、“流寇”剿而复起、某地发生灾害）就来解决这个问题，缺乏全盘考虑的眼光。而在对关外满族势力是战是和、对国内税收体系是否整顿、对“流寇”当抚当剿这些战略性的问题上，崇祯帝从未有过明确的决策。由于没有对重大问题的有效把握和决断，明王朝最后十多年里从上至下的整个体系，都显示出不知为何而战的无力状态，最后引发了系统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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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税收、灾荒导致陕西、山东等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这是“流贼”兴起的直接原因，而崇祯帝的应对措施除了派兵清剿外，就是在税收上的反复无常——“六年春，遣使分督直省逋赋”、“七年春，振登、莱饥，蠲逋赋”、“八年冬，户部尚书侯恂请严征新旧逋赋，从之”、“九年春，免畿内五年以前逋赋”、“十年春，遣使督直省逋赋”、“十五年春，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赋”，追部分地区的欠税、征税、免除部分地区的旧税、严追全国范围的欠税、免除全国范围的旧税……相对于李自成方面“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崇祯的税收政策近乎儿戏，完全不能“取信于民”，也急速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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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抗清兵侵扰的过程中，崇祯帝始终没有定下和、战的决策。敌人的骑兵不来，就调集部队去剿“流贼”，中途清兵来了，又把前线的部队调回来抗击清兵。这种费时费力的做法连“拆东墙补西墙”的效果都没有，结果是卢象升、洪承畴这样的名将在往来调动中损失掉了，河北、山东等地因为部队到得晚被抢掠一空了，国家缺乏经济来源，起义的农民更多了，之后对外、对内作战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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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直面起义军的作战中，只从战绩看，明军是胜多输少。但明军的胜是消耗自身兵力、消耗钱粮物资的胜，输则是一支支部队全军覆灭的输，而起义军在每一次战斗后都得到了锻炼和加强。这一状态与崇祯帝缺乏对自身资源的有效组织有关。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前，曹文诏、陈奇瑜、熊文灿、孙传庭、洪承畴等将领都没有统一指挥前线部队的权力，而且很多都是先被下狱又起复任用的，反映出崇祯帝在官员管理上的没有标准，也导致了官吏将帅不能安心任职。他们只能指挥局部的力量各自为战，对方一出自己的防区就无从追击，这种模式使李自成、张献忠有机会多次逃出包围圈。直到崇祯十二年杨嗣昌督师，终于有了前线最高指挥官，政府又颁布《钦定保民四事全书》作为军事之外的政治保障。看上去万无一失的联合作战在崇祯帝对手下官员的不信任、官员间相互的掣肘、前线决策不能“除恶务尽”中于崇祯十四年以失败告终。此后崇祯帝又启用了之前被投下狱的兵部尚书傅宗龙，这种反复无常的人事命令对于前线战况并没有效用，而且为时已晚，傅宗龙很快就战死沙场。此后孙传庭又在潼关战死，明王朝再无可用之将、可战之兵，只能在起义军的浩大声势中归于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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