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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甋，得一砖即归营卧，后者必斩。取砖已，即穿穴穴城。初仅容一人，渐至百十，次第傅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巨絚。穿毕，万人曳絚一呼，而柱折城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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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绯，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19]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谓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20]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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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21]嗤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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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大贼，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独劲，遂自称曰新顺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22]，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23]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24]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25]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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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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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焚昌平，总兵官李守鑅死。始，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26]遣人辇[27]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京师久乏饷，乘陴[28]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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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29]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30]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太监王承恩缢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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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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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明史》卷三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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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明末沉重的税收、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清兵侵扰带来的社会动荡成为明王朝走向覆亡的催命符，而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则直接造成了明朝统治体系的整体崩坏和统治者的败亡。回顾起义军经历的由小到大、由散到整、由弱到强、由局部而全国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勇气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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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诸葛亮为刘备献上的“隆中对策”是之后三分天下的计划书，那么《明史》所记载的类似对策在崇祯时期就至少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面对日益加剧的关中饥荒，兵部郎中李继贞上奏：“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但是崇祯帝对此的反应是两个字，“不听”。这一次“不听”的结果是，为求生揭竿而起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在十四年后使明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事实上，所谓的“流贼”都不是天生要落草为寇的，大部分都是之前安分守己、辛劳耕作的农民。但自然灾害频发（明末恰处于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赋税沉重（为对抗清兵而不断增加税金）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无法在原有的体制中得到化解，无路可走的饥民不得不起而为“贼”，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但一开始的暴动都是小规模的、局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如果能善为处置，比如采纳李继贞的意见，赈灾助民，则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得到控制，然后通过逐步调整来化解全国性的危机。很可惜的是，庙堂之上的崇祯帝没有采用这一意见，一次次地试图清剿其眼中的“流贼”，既耗费了原本用于抵御外侮的宝贵资源，又反过来增加了起义军的力量。无路可走的人会参加起义军，希望过好生活的人参加了起义军，同起义军作战的明朝军队有许多士兵接触过起义军后受到影响也参加了起义军……这种种力量汇集到一起，不断地打击着明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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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重要对策会议发生在崇祯十六年。此时起义军已经在中原打开局面，下一步是考虑该向何处进军。李自成召集牛金星、杨永裕、顾君恩等人开会商讨未来走向，在取河北直走京师、下金陵断燕都粮道、取关中立前进基业等计划中，李自成听取了顾君恩的合理意见：“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与崇祯帝“不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自成对合理建议能够大方采纳。此后起义军的行动真的如顾君恩预期的那样发展，攻破潼关，占据关中、西安后出关作战，直下山西、河南、河北，最终占领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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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在战斗中非常重视情报工作。最初可能是为了能够在多路官军的围困中顺利突围而不得不多方搜集信息，后来则变为主动搜求各方情报来决定进退攻防，这为起义军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相比于官军“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的情况，起义军的情报工作精细入微，“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等诸多方法使其能够做到“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高下立判，胜负早分。而情报工作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这也说明起义军已获得了各个地区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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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较于崇祯帝“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的窘境，起义军领袖能够和队伍里的中下级将士同甘共苦，一起经历大小战斗并迎接胜利，这对于起义军队伍的组织建设和人心凝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有了明确的纪律规范，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在此后的作战中也有了更好的战绩。崇祯帝对于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名将都是多次起用、打压、再起用，导致了前线没有固定统帅、固定方针，而将领为迎合上意、保存自身多会瞒报军情，这些都是造成官军指挥系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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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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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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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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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很：通“狠”，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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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脱：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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