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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的,本是一部人间悲剧,悲壮的正剧,悲情的喜剧。摆弄历史的人如何不被摆弄,如何能有历史的自觉,得以摆脱千万年来人类和个人的宿命,正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和希冀。在向生而死中,向死而生。是天命还是人事,是“客观规律”铁定的,还是个人的努力结果?这样一个“科学”无法全解的问题(不然可以设计和合成了),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却定格于一个个微观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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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以“传记体”写史,是历史的具身化(embodiment)。中国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诞生哲学:天降大任于斯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二十四史记载的是生死兴衰,以及国家群体和个人在其中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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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二十四史所蕴含的这种历史哲学,指向一个更深邃的维度:这就是二十四史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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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寿命有限的人类,人文和宗教本质上都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大困惑:人活在世上的短暂一生如何度过?如何留痕?如何对人世间做出劳绩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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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民族宗教或国教的民族,这是其宗教的基点。那么,对没有国教的中国而言,“人固有一死”、“立功立言立德”就成为解决人的生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司马迁提出的这一观念,揭示了历史叙事和论证的根本宗旨,也即是《史记》的内核。这才有了以一个会死的个人作为历史记述之主体;传记体写作,其包含着对人的必死性和未死之际所作的努力的记述。历史具身化为纪传体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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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生死则是个人生死的放大,生和死成为一朝一代历史书写的隐喻和理据,“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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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与死的中间,写前朝史的后一朝一代也然。读者处“历史”书写之“过去”,和自己处境之“现在”之间。因此,二十四史的意义层就不在书,也不在他人的解释中,而在于读者此时此刻的思绪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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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就如《史记》,那是一部“濒死者”在肉体未死和将死之间的一种回视;宫刑后意味着已钉上“十字架”的司马迁,就是殉道者,以身作则,道成肉身,虽死犹生,肉身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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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四史编写角度说,司马迁是以这一特殊历史遭际凝化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写作的;二十四史的其他编撰者未必都有如此遭遇,未必如司马迁那样被肉体阉割,但二十四史的作者,在死的阴影下书写,却是常态,头脑被阉割,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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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几例:班固死于狱中,范晔四十八岁时与其子一同被杀,为人“质直”的陈寿被废,十年不仕。中国二十四史的许多作者,知不可为而为之,以身殉职。看似对自身结局、对自己的书写对象诚惶诚恐,其实完成史书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他们对未来和后人的信心满满,对强于自身的事势之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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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读其书要知其人:中国二十四史的编撰者,向死而生,精神的狷狂异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每一朝的二十四史要对前朝的罪进行检讨,所谓今是而昨非;要漂白取代先前王朝的来历未必正统的新王之原罪:书写者,“非知难,言之难”(司马迁引韩非子语)。多半有此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结局的人生,有多少未尽之言,难道不会反射到历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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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写史,本质上是否包含着写史者的吐槽?写史人的焦虑如何在传主的焦虑中泄露出来?被书写的历史人物何以选何以详何以略,闪烁着写史人的爱憎?为什么有的历史书写会被人说成“秽史”?谁能使之变成信史?变成人生的养料?如何在复杂吊诡的世界格局中,独具慧眼,与其共命运同呼吸心心相印?如何超凡脱俗,异军突起,不拘一格,窥见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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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化释疑和文本诠释的研究前沿达到这样的认识:二十四史中存有违禁之言、未尽之意,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秘而不宣,深藏不露,俟来者后代以更高智慧钩沉解密。在顺理成章的绵绵而谈背后,有多少家国民族的秘史和密识?微言大义的中国“密—教”,都要求你我彰武读史的真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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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得记住,二十四史,不过是方便的统称,其中不同的各部史,写作情境迥异,人事不同,被记叙者和记叙者都今非昔比,意图和技能不可同日而语:这里的肌理和文理,非仔细阅读,仔细触摸,仔细辨析不能体味。各位可以同时参考关于各史成书的介绍,与本辞典采缉的人物情事两相呼应,得其意忘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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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读史的过程中成为“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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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书破万卷,竟真的意味着要看破书本,剖析文本,推陈出新。一本死躺在那里的“史”,与你我正参与其中的“历史”之创造,两者中间,只有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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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史家,伟大的考订者,伟大的阐释者,乃至伟大的鉴赏读物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都与你我一起组成多维的世界,都是文本制造和呈现的内外两面,人生之阳间和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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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根本困境和人的根本困难,是要死的生者,留住以往的记忆,成为今日之“生”的一部分;而今日之“生”,不久又要变成未来所见的“死”,这“死”,即每代每朝用符号、媒介和媒体、书本和网络固定下来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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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就是活的古人在死后的遗体和遗言,用庄子的话来说,是“糟粕”:酒精已玉殒香消,史书只剩下历史美酒的余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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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广搜旧闻,成一家之言。而专家已经说了:这“一家之言”中的“家”,指的正是“史家”,傲然立世的这一“家”。正是这一“史家”,在化酒糟为美酒,试图用历史书写的构成和修辞,来洋溢先朝和当代那说不明道不清的“历史”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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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司马迁开创的历史书写的继续,开创和宣告了“史家”的存在。中国史书,书写者要成一家,读史者当然也要自成一家。鉴赏二十四史,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读出其内含和意义:自己成为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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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史家,驾驭诸子百家,君临世事纷繁,面对农工士商兵、天文地理人事,在文字符号信息资讯鱼龙混杂此起彼伏的状况中,出其不意,以“太史公”的身姿心态,以汉字的文本,一统天下。不是国王,胜似国王。以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公私立极:专家说,中国的“史”起了“法”的功能。以先人的曾有的辉煌和遗憾,为行动立则:民族的未来走向,有答案藏于中国的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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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史家,“而观此就加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班固)史家:超越诸子百家,收集百科全书,考察百工百义,评鉴百姓百族,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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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秋的精神,基于春和秋无尽流转的活生生的历史,以生命意识御之,这就是史家。“刷屏点赞”,评鉴一切遗闻遗物遗存的,这就是史家。在别人的历史书上书写历史书的,这就是史家。把旧闻新闻融合拼贴组装提炼成历史及其哲学的,这就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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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本质上是用“书写”,这一人类之独一无二的造化标配,以人的“意识”投射于混沌繁杂的“世界”,或者兢兢业业于客观的刻意阐释(exegesis),或者豁豁达达于主观的故意阐发(eisegesis),对其解构,和重新加以结构:因此,史家本质上是人之解释“主体”,强赋意义于被解释“客体”的“释世者”和“救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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