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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经”，这接地气的经过、经历、经验，是被理论世界、言说世界、伦理世界、律法世界和政治世界所遮蔽的、人间百姓过着日子的真实的生活世界。生而为社会人的人啊，就如当代社会心理学已揭示的，支配人生活动的，只是人的潜意识，而意识不过是为其寻求理据而已；你我生而具有的潜在欲望和愿望、需求和企求，对幸存和成功的强者意志，是这个接地气的日常世界的本真逻辑，而那些听上去很美的东西，不过是海市蜃楼似的“上层建筑”：中国先人最睿智地“一言以蔽之”，叫作“文之”。想入非非的上帝，乱话三千的神仙，侃侃而谈的道理，巧立名目的条文，等等等等，只是对人们在过着的日子的“文之”罢了。古代中国开天辟地屹立于历史的“史家”，就是洞悉这文化奥秘，从而拨云见日、行幸于诸子百家之上发声的金鸡独立的“一家”：其“一家之言”就一定要以自己独特眼光和方法，“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悬隔一切现成教条和老生常谈，直入事实的人间，直抒自家的见地：这就是纪传体历史书写为什么要把一篇篇细细叨叨的人生故事，与一幅幅开豁纵横的表志，加上自己刚愎自用非我莫属的“史公曰”，“拼贴”成正史这一做法的历史哲学内涵。中国的史家，就这样通过加入百姓的实际世界，用与大道理们相对应的大异其趣的“文”，即历史书写，使之显现，从而挖掘其微言大义和态势征兆。正是在这样深邃的中国式的历史哲学之基础上，达成了“二十四史皆经”之深奥而意味深长的文化奇境。这是与中国式的“实事求是”行动方略镜映的、在“历史实事”中“求是”的历程。“自行其是”的史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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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反过来把人的人生意义，人活在世上的意义，人建功立业的意义，人之历史的意义，赋予其历史叙事。这个重任，中国的二十四史当仁不让。通过二十四史的编写，不自由的史家获得了历史的存在和人生的自由。在杀身之祸或潦倒困顿中，完成本人肉身的存在；而千百年来未必自由的老百姓，则在阅读史书和观赏历史文艺的过程中多少获得心灵的自由：中国人的生命在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中存在和延续。志和演义，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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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飞扬、媒体铺天、公众号盖地的当代，你我的生命分分秒秒在衍生，人类和中国的历史分分秒秒在延续，已经“作古”的史书其实也在分分秒秒地成长着。离我们远去的二十四史，在专家不间隙地考订补遗的同时，因着活生生的当下人们的考古挖掘钩沉，新器物新资料催生的新阐释新证伪，面目今昔迥异。可见，历史书写非但难以充当如山铁证，而且得做好充分准备，被后来不断发明和使用的考古利器、和运用新的历史哲学的人们，证伪，颠覆，改写。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还包括不知从哪儿蹦出来的大牛，人众势大，不是简单地翻案和再拨乱反正，而是运用严谨的研究和负责的调研，透视史书的语词外套，揭示历史真面目。反过来，进一步确证了：史书毕竟只是书而已，尽信书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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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读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书写者对待先于自己的史书的态度和作派。是的，我们需要在“假”的中间读出“真”的来。这种假，既有各种原因的作伪，又有源于中国历史书写之哲学和美学的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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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有后人写成的史书，都有一样的问题，世上历史哲学家早已大言不惭：历史书写多有四类谎言——捍卫性的，保护性的，教诲性的，政治性的。只是作为人类各国绝无仅有的写史体制和成品，二十四史的真假问题一定也与众不同。所谓鉴赏，不把这点想清楚讲清楚，那也只能闭眼摸象了。百年来，世人要么大批判，要么大点赞：至于汗牛充栋的历史故事演义，多半断篇取义，巧立剧目，铺张情节，借题生发。我们也不可避免，不过，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在世界已有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以及历史书写样式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先把真假问题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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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刘贺一生经历王、帝、庶民、侯四种身份，在位仅二十七天，汉书记载他有1127件荒唐事，因“行昏乱，恐危社稷”被废黜。而刘贺墓的出土文物却显示，墓主是个知书达礼、爱好音律、情趣高雅的人。刘贺究竟因何被废？刘贺墓的考古发掘给世人留下哪些疑团？出土文物能否为汉废帝“翻案”？“信史”还没着落，一本想象大胆、有大量假设的有关海昏侯刘贺的书已及时出版，可以想象，这本书也将与二十四史并存，流传，成为历史书写之久媒体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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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又是另一个包含历史哲学深意的大例子：为什么这样历时久长而硕大显眼的事件会毫无历史记载？司马迁真一点没风闻吗？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史家以什么理由来采集和取舍史料？写史者以什么理由故意不“实录”？司马迁是故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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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对古代冶金方面的研究。汉代的球墨铸铁标准，和我们现在冶金部颁布的标准竟然是一致的。而西方的球墨铸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又相差了2000多年。然而，汉代的球墨铸铁竟不见于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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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书不过是文字符号呈现的文本而已，有人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那么，一部历史书写史呢？但是，误读不见得是负能量，有全球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罗列了六种人们种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包括批判式的、对抗式的和升华式的等等。文本有“缝隙”，读的人有“主见”：宁为鸡首毋为牛后，设法换个眼光重新看，就不可避免；前人的影响引发焦虑，语不惊人死不休，常是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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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十四史中有没有无法造假的“真”？有没有不以读者看法为转移的真“本”？有。因为，不管什么版本，书在，制度在，写书人在，传播人在，看书人在。更本质的是，这一制度如何在造假的文本中透露其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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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朝写前朝，不同民族的朝代写，官修，私修，各个不同，但用的是汉字，包含的是中国的母题和集体无意识；中国式的文学和叙事，词和物，语词和成语，典故和比喻：存在到永远，显示一个国家的存在，地缘，人缘，事缘，史缘。这是文化的疆界，心理心灵心智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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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那些帝王几乎都不是纯粹的汉人，许多王朝也直接由非汉族建立，但其历史书写一如既往万世相承，皆用汉字书写。所以，中国不是那个可以随便套用的“想象共同体”，二十四史正可以为证。二十四史的书写制度和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书写文迹，是“中国”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围墙，是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心灵的具象，是书同文心同思行同规的深层构造；是先于今天天下之“英语力”的“汉语力”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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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的国！中就是中，中不中？历史的盈亏，历史的因果，历史的走向，隐约踊跃其中。二十四史之编写过程现身说法：二十四史盘根错节于“国”之中，在把层出不穷的“周边”凝聚于中的过程中，影显出中国文化居“中”的历史存在。不管什么民族执政，不管哪一地方人士做王，不但大小老婆侍妾来自五湖四海，而且颇“全国一盘棋”，叫作“大一统”。而二十四史正是史家们认定“中国”，建立“中国叙事”、“寻智中国”的历程；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哪个籍贯，掌权就掌握话语权和写史权，然而，绝对没人敢另起炉灶，开启另一套史书的写作：二十四史书写体制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流砥柱和凝聚剂。不管世界怎样变化，中国总要发出自家的声音，显示自身的文化，不甘旁落，总要居“中”，其缘由可在二十四史编撰制度中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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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老之生”、“常又谈”？什么是万变不离的“其宗”？什么内涵，什么智慧？这就是我们要在二十四史里追寻的“真”：朝代连续和乖扭；考古的映照和矛盾，版本修订演变和纹饰；被迫写和主动写，吊诡的写史过程和写史人。为和伪：故意的作为，也叫伪，没有贬义；然而，皇帝再无理取闹，自说自话，生杀予夺，也只得像煞有介事，让写史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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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语境中，史家故意埋入了什么？仿真和故意错释，今是昨非还是今非昨是：史书是人的遭际和视界的凝聚。无法作假的史实——史家的命运、心计和行迹。中国式的反思，中国式的期盼，中国式的破旧立新和新陈代谢，人之孝道在国家侧面上的体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历史的存在和我的存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样，吊诡如何鉴赏，矛盾如何鉴赏，错录如何鉴赏，别人的误读和造假如何鉴赏，关于二十四史如何编起来的知识如何鉴赏？幻想、谎言和现实的一锅煮，如何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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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欣赏中国历史书写之中国造型艺术般的美学和哲学特点：留白，写意写气，写互文、互见和共叙，构成，布局，心照不宣，微言大义，正反之辩，黑白真假，重轻虚实，隐晦而不失实录。看破于史书和事势之间：历史洞见比纷繁的史实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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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承载了司马迁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历史和不同人物命运的认知，对完美人格的期待，对汉武帝当朝的评判，并通过戏剧性的故事营造，再现历史。而这也正是中国史学开创的“历史及其事件具身化书写”的伟大传统，所以二十四史都以人物的行事体现无限广阔复杂的史实。作为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如何精到地选择传主，如何在非常壮阔而吊诡的时势中呈现其行事言语，有着深入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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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正史程式，寻觅、取舍和记叙新出的、变化的、不同的异象异质的情事物事人事，因此，你我要读出层层把关、陈陈相因和陈词滥调官样文章的表层和故事背后的东西，透视出恒久不变的中国智慧之叙事母题和文化型式：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顶天立地，如何威武人生，如何大丈夫能屈能伸，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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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史书特别关注随波逐流者的问题，故设立“独行列传”。可说整个历史书写构架，最终在于“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中国人”这件“人成为人”的终身大事：史书是做人的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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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上说，二十四史也是王者的经书：皇上，强大智慧威武决断高瞻远瞩创新务实如秦始皇，也非上帝选定的天子，更无“中国皇帝制度”为汝背书，汝必须好自为之；你死我活，新陈代谢，后来居上，才是历史规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唱罢我上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腐化堕落必被历史唾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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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文化的疆域，文化的长城，文化的运河，历史的易经；是历史的诗经，历史的内经，历史的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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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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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词经纬中，“经”为常道；经世致用。从个体把握真理，从行事把握真理，从流变把握真理：中国学理中迥异于西方理论之“易”、“经”哲理，是二十四史写作和流传的真谛。同时，因为未来也在无法用数理公式确定的流变中出现，所以，对传说的或朦胧观察到的事象，也用被今天的人们当成“迷信”的态度和方式记入正统的史书之中。其实，二十四史在为当时和今天仍无法解释的事象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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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天文观测和记录的国家之一，历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员进行天文观测，中国古代的正史中有专门记载天文资料的部分——天文志。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星象关系密切。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具特色的占星学。在星象观测中，天文仪器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天文历法起源早，从最早的成文历法《四分历》开始，后又经多次历法改革。据统计，我国从古至今使用过的历法有一百多种。其中，《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资料的第一部传世历法。而《太初历》正是二十四史起始的史家——司马迁提议所创；二十四史往后各史皆重视天文，专志细叙：两者关系意义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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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象凶险，这种暂时还讲不清楚的事情，二十四史有所记载，后人悬搁之，存而不论：不但有可能保留了后代在学理和科技飞跃的新阶段可以运用的资料；而且，铸就了人们不可全信不可不信的容错态度。有一本新书，叫犠犺犲狀犠犲犃狉犲犖狅犕狅狉犲牶犎狅狑犇犻犵犻狋犪犾犕犲犿狅狉狔犻狊犛犺犪狆犻狀犵犗狌狉犉狌狋狌狉犲（当我们不在了——数码内存在怎样塑造着我们的未来），二十四史的编撰者同样可说：“当我们不在了——二十四史的内存在怎样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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