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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则人人皆知的历史事情中，我们能清晰地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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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权力结构反映了政治军事的极端紧迫，兵事至上。文化人及其说教严重边缘化，孔子所谓“丧家狗”的遭遇，象征着正常伦理氛围已被你死我活的戾气毒化。事势逼着不厉害不可委任的用人原则当道；兵家诞生，将领重要，人力的地位急剧诉诸集权和步调一致；人力资源管理以军令为主轴，令出必行。战争是男人的地盘，战争让女人变成微不足道的玩物、工具和战利品。男人对女性生杀予夺，无人敢置一词（史家却有话要说）。士兵绝对无权，既无人权，亦无军权，杀一儆百，理所当然。而公平的前提是人的平等权；但目标原则一旦合理，无论说服的小目标和战胜的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草菅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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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早已有断言：春秋无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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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无法简单以读解和释义的方式抹去的历史事实和真相。而一则有趣而有悖常理、凌厉而又惨不可读的“历史故事”，如何在“历史”中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代代相传，脍炙人口？一则形同儿戏的小品如何与军事重典《孙子兵法》相联系，而且成为其与中国兵法第一人之独一无二的形象脚注？一个能洞察兵事却身陷目睫困境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孙子，如何与今天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军事家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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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又是一件无法否认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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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这则历史叙事为你我鉴赏二十四史提供了极其雄辩的样本。二十四史的历史叙事和“实录”，其巧坎和深意究竟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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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鉴赏，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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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史实和历史叙事的产生，请看选自《史记》卷六十五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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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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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在所写的不长的孙子传记的几乎整个篇幅中，就写这么个可疑的轶事（司马迁并不在场，且年代久远）？为什么不谈兵法书本身？似乎有意一晃而过。其与孙子的人生传记的关系，与同传记人物的关系，与整部《史记》的关系，令人联想到也可能与之有关的伍子胥的不光彩的悲剧故事。探寻一下这与“太史公曰”的呼应，也许可以得知一二，并使我们深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之传记方式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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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水恩亡其躯。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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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入骨三分地体现写史者的张扬，采缉和选择史料的强烈主见和叙事的气势，更把读史的头一道大问题，摆到了你我面前：传说小品式的“史实”足以担当“真的历史”吗？“史实”究竟应该是何等模样？以及，单篇的真假与二十四史整体之真假的关系：所谓“偶性谬误，合举谬误”，单篇之假（借），能否表达整体的真，或反之；再者，这难道是一种错为因果的叙事方法？也就是说，孙子被任用了，倒过来为其杀美女的一幕找到了理据；两者有必然的相关性吗？显然，这个案例不具可复制性，因为两者并无必然因果性。后人，无论打仗的人还是你我老百姓，要是依样画葫芦，肯定事与愿违，不可收拾。这是所谓“小数”的赌徒谬误（一次赢了，以为次次有机会赢）。显然，除了杀两位领头的宠姬，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使王聘用他，是史家故意置换真实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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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司马迁是一个具有民本胸怀公平精神的人，司马迁也是相当重视女性的史家，有《史记》中许多记叙作证（缇萦的故事理直气壮地宣告：巾帼不让须眉，尽管也是以“身”试法），为什么在这里写得如此决绝？虽然在当时主流的男性认识论的视界中情有可原，但如此单一干净、毫无但书、细写孙子的做派和心力，难道一点都没有对女性的怜悯吗？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司马迁可是有对女性遭遇深表同情和感慨的呀！显然，叙事重点不在此，而在于传记主旨是通过史家之曰点出的。因此，情节越是乖戾，反差就越是强烈；一批军事能人的最终结局，与之对比，间接地对遭遇飞来横祸的女子撒上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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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如果说那时候难说什么女权和女性主义，那么，今天，什么时代了？如果我们不加思考，人云亦云，一脸坏笑地讲呀讲的，岂不是一种毫无自知之明、懵懵懂懂的“伪鉴赏”了吗？这个现象所显现的糟糕的历史读法和讲法，其机理又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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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1，历史2，历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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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你我通过细读文本，了解原本历史（历史1）、书写历史（历史2）和传播历史（历史3）之间的关系。历史1变成历史2时，写史者的大脑与历史和史实链接融合，创建了史书的文本和故事叙事；而历史文本进入读者阅读，是历史3，即历史叙事的无止境的传播过程和被写的过程，无数转写的似是而非的“历史事实”被推出，招摇过市。然而，对读者而言，无论这则历史故事或史料，是原件，还是史家的转写，你我才是其最终的书写者——在你我脑中心中嘴上手上呈现的那个真正的文本。任何文本最终都是第二人称——你现在在心中呈现的那个文本。然而，你我的这样一个文本，有什么资格充当历史叙事的本真？这就需要你我读解作者的本意，这是“鉴赏”的本质，但这本意的源泉首先还是在文本本身。所以，现在在电视上讲解这则历史故事的人们，其实是在讲他们自己心中的孙子杀美女文本，其实是蒙在自己的鼓里，却还自以为在向公众传递“史实”（和“历史科学认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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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司马迁的历史叙事的角度和焦点，从用兵如神和领导艺术角度游离开来，而聚焦于“有才能用兵如神的将才”，因为“刻薄”而不得好死，令人唏嘘，发人深省。在云淡风轻不动声色讲述的一则小故事之内里，是对真正本真的历史意义的层层质疑：孙子会宽恕吗？为什么不听美女申诉？是司马迁有意不写吗？要知道，不会宽恕的人必将引发上司和同侪下属的不宽恕。孙子会忠诚吗？忠诚是公平的一个特例，不公平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忠诚的。孙子见到绝世美女，难道全然无动于衷？如此有悖人之常情的情节，点出了历史硬邦邦的“事实”：孙子（及其他能人）为了博上位，快刀斩乱麻，铁石心肠，那么，必要时，王就会重蹈覆辙，孙子就可能成为彼时的美女，面临同样的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孙子在杀美女时显然是有预知的，所以能达成目标，但是从史书记载（包括旁证）来看，孙子对自己最后的命运，没有预知。而作为史家的司马迁，超越简单因果，着眼于天地古今中有的大命运，大因果：这是史家的预知，天地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史家具有一种大全的视域，居高临下，既重现叙说的对象，又游离开去，是见证者和点评者的审判者。因此，太史公的本质，不是简单实录，而是借题发挥，高屋建瓴，在精心选择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传说中，引发自己的独特见解，凸显对当时和后世有启示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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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家在面临客观事件时，善于、敢于、无畏于诸子百家教条，提出自己的说明框架，对自己理解的规律做出暗示，跳出解释学循环，毫不含糊。史书在传播过程中，文本在运动，解释者在运动，但原始的历史句子，是史家启示后人的埋伏深处的一笔，留待后世君子能人之恍然大悟。因此，读解本质上是解密，是窥见史家设置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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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隐喻，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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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家没有圣书规范对善和戒律之言说和铁定，于是就亲自担当，对在历史过程中抛出的形形色色生动绝伦的案例加以分析，树立起形形色色善恶和行动的坐标。中国史家的幽默感和对王者的讽和刺，如美女—宠姬—王食不甘味等等，其所构建的话语现实，是真正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虚拟版”、“媒体版”、“文本版”以及戏仿版、幽默版和点赞吐槽版，一个文化了的“小说版”（《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中国史书的这种“小说”写法（所谓文学性），却有意“大达”历史真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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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的伪善，内涵是当权者和臣民之“坏的忠诚”，表面达成的同意，其实是各怀鬼胎：被强行夺了心爱美女的王，骨鲠在心，无论有意无意，早晚都要报复，孙子的悲剧下场，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推及商君等等，处事决断时必有动了当权者奶酪的微妙：你孙子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为急着上位，实过其言；你匆匆因势利导，其于大达才叫亦远矣：忘了唯上位与下位不移。在客观的政治经济的环境里，在权力关系的结构里，小聪明孕育着大麻烦，一定会误了卿卿性命。这正是中国文人著述中几千年刻骨铭心的觉悟和集体无意识，史学文学的永恒母题。人们往往把假想事实“如果，则”当成现实世界的真正规律和内在逻辑。要知道，计谋、战略、兵法等等不过是术，决定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是“道”，而这才是史家要动用历史故事加以显示和警示的“真历史”。“春秋笔法”：里面有大道，里面有教训，里面有劝解，里面有启示，里面有“神意”。而后人往往简单地把孙子等等杰出军事家作为打胜仗的偶像，无意之中，传达了一种假想和错误观念；混淆了论题；把心理学的快感和由衷佩服，不恰当地上升为历史哲学的“读史收获”，从而因老百姓“粉”英雄的情结，生产出无穷单向度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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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则故事的意义指向是：在肯定和向世人报道杰出军事家的同时，在一个无义战的情境中，史家敏锐地看到了“刻薄”的吊诡：以“义”为名义的政治军事，最终必然是“刻薄”，一种恶，商鞅如此，孙氏吴氏亦如此；但，这种极致的智慧谋略执行力又是治国胜敌的利器，一种伟大和伟岸，一种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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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孙子的用兵能力和这则小品显露的不地道，成为一个隐喻，一则寓言，一例教训。而绝对功利，有意为恶敢当敢为，与孙子兵法的关系，变得无比矛盾，“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最高的战争原则吗，难道不能不杀而治兵吗？故事把现实中也未必如此漠视人命草草处理军事管理事务的残忍手段，并不是简单作为吸引眼球挑起阅读欲的情节高潮和关目，也显然不是在于鼓吹极致恶，让后人依样画葫芦，而是为全文乃至全史的世事和人伦的主旨及其分析，提供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兴，惊世，疾俗：史家向后人宣示意义，提升世人对个人在复杂历史处境中如何自处的心智和伦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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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成为一种符号，难得的符号，因其伟大而更能“辩证地”体现深刻历史内涵的案例和符号，一种与老百姓日常写法大异其趣的另一种孙子的形象：这才叫“历史实录”，历史表达，历史书写，史学。所谓“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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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优秀的历史写作，总有奥妙的独具一格的历史哲学视野和观点，隐约其深处：凌厉的善，似是而非。然而，只要人类历史的大格局基本没变，杀一儆百仍是管理者屡试不爽的智慧和手段，而其对被杀以儆百者（有的罪远远不足以被杀），还是对兴致勃勃看人杀头的看客，用这种方式被同意，如王，或被威慑，如芸芸众生，按最新心理学研究的结论，强制刻入的规则会使大脑僵化和变傻。史家把这样一个果断而又残忍的“杀鸡儆猴”的历史故事慢慢道来，难道是闲笔或是军事最佳的案例吗？看哪，孙子主持吴国的军事，吴国统一了中国吗？统一的是秦，秦不是有商鞅运用孙子杀美练兵的同样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把臣民固化僵化为手无寸铁脑无寸书的傻根，从而一统诸王国坐定江山了吗？伟大的秦始皇和秦国的悲剧结局，是孙子案例的放大，后人写了《过秦论》，在其前面的司马迁却早已以此立题、立言，选传主，挑故事，寥寥几句的“太史公曰”竟把兵法治军的伟绩晾在一边，而惊世骇俗地以太史公自己的视角评一醒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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