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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冥冥之中有神意按计划排列事实缘由和最终走向。于是，伤害了谁？当事人快乐吗？伦理快乐，保护女性，兼爱之赞美，都成了假命题。心理利己主义促成内心的功利至少与事态带来的功利一样多，公共道德核心原则就在于共识，解国家燃眉之急，这是此时此地最大的道德。过程与结果的模糊性，孙子用得称手应手，反省的心理注意大可不必。剩下的问题是，绝对功利主义对王的威胁：此人厉害凶残，日后罩得了吗？“狡兔死走狗烹”的横祸，或许也是出于那个“将在外不受君命”的看上去很美的“黑箱”原理！也许，正是在这里，预示了孙子最后的命运，透露了史家的睿智和先人之见，透露了纪传体历史写法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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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偶像，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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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又怎样成为偶像之象征符号的呢？一则过往的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在当下的阅读和理解中，发生了对今天活着的你我的心灵和行动的无比珍贵的启示，散发出其现代涵义。战争和军事的绝对命令，兵法之超社会超世俗超文化超伦理的绝对游戏规则：战争纪律杀了战争伦理，女权人权不得不退到一边。使得这则有悖人性的故事得以言说得以传说，几乎覆盖孙子兵法本身，成为孙子军事思想的品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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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应在鉴赏和读解中，参与了这些现代涵义的生成。读者观众的视角才是决定这个“史实”在历史长河中的点击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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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唏嘘的是什么？启示何在，教育意义何在？没有伦理困境？幸灾乐祸不怕报应吗？传播的机制包含着戏剧性喜悲剧，荒诞感幽默感和创伤、沧桑感；读者代入主角的爽快感，生发焦点媚点夸张点笑点借点辫点误读点等等：铁石心肠，有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呢？龙性谁能驯，有意作恶，激活和应变可读点，产生围观亢奋，挑动深处的欲望。无信仰戒律、天不怕地不怕的读者，完全不受伦理拷问的羁绊吗？而分析者，你又是哪根葱呢？在怎样的情况下，本分析才是合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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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苏格拉底问答法，不断地诘问，在学问之问中拓展学习和阅读的过程，展现各种意义的可能性。拷问自己，只是质疑和设问，并不给出标准答案。你我为什么会相信意愿？读者为什么会轻信？剖析自己对力量和能人强者搞定弱者的潜在意愿，对男人“收拾那些娘们”（尤其漂亮妞）的潜意识。最后，如何显示不能说出的言下之意？各种鉴赏读物为读者构建了新的认知图型，从中看出简单历史事件背后的东西，克服自欺，激活感受性情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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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问，假如你我是美女，假如你我是孙子，假如你我是王，那么，这则故事给老百姓什么样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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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全大局，时势造英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人为刀俎自己有可能成为美女般的鱼肉，故要摆正位置守住底线，大意会失荆州；总要有牺牲，必要时成人之美；成功是硬道理，一定要当机立断；面对各色人等的绝对功利，切记常有狠毒的大丈夫设的陷阱；在像孙子与王那样的事境中，任何靠山都是靠不住的。总的原则是，鉴貌辨色，定义情境，及时应变，转危为安；人生有原则，置之“死地”争取自救和重生。人要自重，自尊，自持，自我保护；人是情境动物，因此，又要有自知之明，胳膊拧不过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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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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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杀美女练兵是一出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救美”故事的反转片，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对女性奸淫杀戮史实”的游戏版：虚拟情景就是makebelieve“让你相信”，因此，这个故事一旦写出，并广为传播，尤其由历史教授一本正经点赞，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结晶中国文化哲理内核的引子，一个卡通版的劝世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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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十分重视道德，有系统的对人伦和伦理的理论和教诲，然而在本则故事中，更深刻地展现了道德哲学的二律背反：手段与目的之关系表明，终极利益超越微观事件的善恶错对；怜悯，不造成痛苦，不进一步伤害他人和对方，却明知故犯，就因为“小不忍会乱大谋”；永远的道德两难，在历史大格局中，既成功又成仁的人是一种道德运气；本质上说，人都是道德被动者，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出嫁”；道德感面对历史的严酷，往往只是“事后诸葛亮”；人更多的是消极责任，即对造成事情的责任，如果孙子没能助王打胜仗，就会被追责；历史真实现场的道德问题非和平时期庸常生活中的人们可轻描淡写，可大言不惭，定义道德与否的，是历史、时代和社会、世界的大格局，大势所趋，而不是百姓家常。正是中国史家，敏锐深邃地洞察人类道德的这种永恒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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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家编集和盘点蜿蜒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最值得品味的故事，揭示其矛盾和真谛；与儒道诸子百家的侃侃而谈，构成发人深思令人幡然悔悟的旨趣：完整的中国智慧由史家与诸子百家的对峙和互补组成。所谓“读史使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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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约束条件的大盖帽下，反常和乖戾竟变得更头头是道合乎常理。问题的症结是，孙子的推理和预期，与操控结果的王的最终反应（结果）之间的乖谬关系。设想，假如王本不想雇用孙子，他就有可能根据孙子的表现，变换不同反应。决策程序也变得乖戾，常规全然打破了：非根据法律不得惩罚让位给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对他心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成“痛打落水狗”；代表理性和意志缺失的家长主义，成为“我为你好”的责任；人格的同一性，变为“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变色龙；至高的善的快感，变为“左右逢源”的即兴和侥幸；不完全职责成为“留有余地”和“留一手”的写照；意志薄弱做与其信仰相反的事，变成“明哲保身”、“低调做人”、“克己复礼”；直接推理，积极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变得“不谙世事”和“以自我为中心”；位置翻转不改变所显示的公正，变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平等是一种比贫穷更坏的东西，被弄成“赢家通吃”、“优胜劣汰”；工具主义成为正直和直爽，道德和功利相接，天衣无缝；功利主义价值观明目张胆，德性是履行功能时的卓越；知道如何让位给知道如此，应付得了，才是活生生体验；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成为生命主体内在价值；然而，根据楔子论证的说法，“允许在某个例案中直接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将允许一个最危险的楔子，它将把所有生命推到一个危险的处境。”（沙利文）一本对全民都有影响力的史书，一旦提供了可以为了示范而轻易杀生的例子，那么，就有意无意开了杀戒。因此，这样一个意义模棱两可语焉不详的历史故事，必须回归写史者的本意，在更高的历史文本批判的境界中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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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需要自己的语言，身处自己和情境两极的个人，需要第三人论证，史家就担起这个重任；在抉择的当口，多的是查道车问题：能牺牲一个无辜而不相干的人以拯救可能死掉的一批人吗？合理吗？符合伦理吗？公平吗？个人期盼着一个能指导自己破解和超越人生困境的东西，史家收集遴选改写的历史故事便是“人生教科书”。所以说，历史原本都比如何读解更接近历史——一切在历史源境中结晶而成的历史书写，蕴含着后人不可能覆盖和加以转基因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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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博弈，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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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家由此提出了一个人的生命哲理：在易和演义的人生事态中，如何博弈如何自救如何选择，构成宏大伟岸的存在之流。如何定义自己在历史和事势中的真实位置，最优地成全自己，完成肉身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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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母题和无数历史故事的直接主题，不似宗教胜似宗教的世俗神话，体现出二十四史的原则：两难的核心，竟在于“先做小人后君子”，恶刻，无毒不丈夫，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循规蹈矩倒难免“平庸的恶”；最重要的中国军事家演示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忍辱负重，背负罪恶的十字架之超级勇气。“斩草除根”，最忌“妇人之慈”，等等，成为渺小的芸芸众生求自保需自“明”的“哲”理。在恶人随处可遇的人类社会，在战争不断的现实世界，“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中国千古智慧；“好汉不吃眼前亏”，则是其世道人心的大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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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空传播的孙子现象，影子化的孙子和传记故事的实体化，在世道人心中无尽地传播互动。二十四史和其中具体描写的故事之人类学价值和个体之实体化存在之意义一波一波地呈现，此起彼伏；象征化过程细分析；孙子的象征和杀美故事的象征；《史记》中的孙子；后世军事家的孙子的象征分异。等等这些，一一显现中国史学的历史哲学和方法论。通过孙子的象征，凸显中国智慧的内涵；通过孙子的反思，凸显中国史学的求是过程和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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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指向孙子悖论的现代和人类意义：中国没有原罪的神话，但有先祖作恶和以纣王为典型的恶人故事，他者之恶，因此，虽有孔子等人谆谆教诲的“日有三省”之类，但，恶，人们并不在自己身上发现，而是以别人的恶为镜子。二十四史和各种史书及其历史故事，称为鉴镜，专供后人以古鉴今。因无自知之明，中国的堕落神话都以他人为主人公。历史叙述激发天性的善良，挑战性欲化的凝视，滋生和超越杀人快感，从而使历史再升华。在口笔交互的传说中，仿佛平行宇宙，好似块茎蔓延的写法和易经似的排列组合，狡兔三窟般的意义歧变：普遍化原则就转变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通过专家和大众、各色人等的“众读”和“众评”，渐渐重返真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历史故事的缘由。史实是，真相是，大白话是：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就像理论家归纳的。中国史家正是不停留在抽象的理想情境，而是直面历史和人生的实景，描绘暴力真正发生时的情况，让读者进入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冲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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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冲突世界的“实录”，对小小个人面对宏观的和微观的杀戮处境的抉择和拿捏，引导和教诲一个人如何过好一生，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好自为之。如何避免轻率处置他人生命而为自己留下祸根。太史公曰，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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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把史实展示给读者，但你我是解释的主体，一千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人一千部《红楼梦》，自得于胸怀，舍我其谁？因此，只有心心才能相印，唯有天眼才能相通。那么，在王和孙子之上，谁是裁判？上帝缺席，史家登基。史家成文，你我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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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叙事和故事的硬核，不会因读解而消失。这个硬核就是人类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中恒定的人之性，人之脑，人之心，人性；这个硬核就是一种历史写作与历史情境的化合，一种写作者之客观与写作时的客观交融产生的结果，超然于任何文本分析之上：这就是中国史家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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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短路，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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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终极意义在于透露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矛盾：宏道和短路，理想思路的宏大和实施手段的简单利索，经常处于一种张力之中，构成了社会和历史跳跃式前进的内在动能，久分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而摆脱这个宿命的方略，就必须“依法治国”，宏大的规划有赖于顾及全社会成员的生命、利益和福祉，程序设计合理和执行过程合法的微观治理和决策。科技和治国大谋略，需要对传统史学作正反两方面的反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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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方式与国运之有机而深奥的联系，完全可以借这则历史故事加以纵深的探讨。中国文化道德化和个体修养化，与社会和家国、集体和群体之间的张力，左右着群体和个体的言和行，以及安危处境。有“先要学做人”的大诉求，却缺少编程的程序和法律的条分缕析，最终难以“群己断界”。快刀斩乱麻，往往成为理还乱的历史现场最后和最方便的解决办法。其反面，在暴力环境中，如果不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么，如何逃避暴力，成为人生和历史书写的聚焦点。由此产生了与儒家人文相离的现实方略，爱和恨：战国时期无情的你死我活，别奢望孔子他们循循善诱的温良恭俭让、老庄他们以奥传奥的睿智放达和墨子他们的博爱非攻的一厢情愿，浮现在人生表面的，是永远的博弈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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