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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家由此提出了一个人的生命哲理：在易和演义的人生事态中，如何博弈如何自救如何选择，构成宏大伟岸的存在之流。如何定义自己在历史和事势中的真实位置，最优地成全自己，完成肉身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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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母题和无数历史故事的直接主题，不似宗教胜似宗教的世俗神话，体现出二十四史的原则：两难的核心，竟在于“先做小人后君子”，恶刻，无毒不丈夫，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循规蹈矩倒难免“平庸的恶”；最重要的中国军事家演示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忍辱负重，背负罪恶的十字架之超级勇气。“斩草除根”，最忌“妇人之慈”，等等，成为渺小的芸芸众生求自保需自“明”的“哲”理。在恶人随处可遇的人类社会，在战争不断的现实世界，“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中国千古智慧；“好汉不吃眼前亏”，则是其世道人心的大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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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空传播的孙子现象，影子化的孙子和传记故事的实体化，在世道人心中无尽地传播互动。二十四史和其中具体描写的故事之人类学价值和个体之实体化存在之意义一波一波地呈现，此起彼伏；象征化过程细分析；孙子的象征和杀美故事的象征；《史记》中的孙子；后世军事家的孙子的象征分异。等等这些，一一显现中国史学的历史哲学和方法论。通过孙子的象征，凸显中国智慧的内涵；通过孙子的反思，凸显中国史学的求是过程和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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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指向孙子悖论的现代和人类意义：中国没有原罪的神话，但有先祖作恶和以纣王为典型的恶人故事，他者之恶，因此，虽有孔子等人谆谆教诲的“日有三省”之类，但，恶，人们并不在自己身上发现，而是以别人的恶为镜子。二十四史和各种史书及其历史故事，称为鉴镜，专供后人以古鉴今。因无自知之明，中国的堕落神话都以他人为主人公。历史叙述激发天性的善良，挑战性欲化的凝视，滋生和超越杀人快感，从而使历史再升华。在口笔交互的传说中，仿佛平行宇宙，好似块茎蔓延的写法和易经似的排列组合，狡兔三窟般的意义歧变：普遍化原则就转变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通过专家和大众、各色人等的“众读”和“众评”，渐渐重返真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历史故事的缘由。史实是，真相是，大白话是：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就像理论家归纳的。中国史家正是不停留在抽象的理想情境，而是直面历史和人生的实景，描绘暴力真正发生时的情况，让读者进入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冲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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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冲突世界的“实录”，对小小个人面对宏观的和微观的杀戮处境的抉择和拿捏，引导和教诲一个人如何过好一生，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好自为之。如何避免轻率处置他人生命而为自己留下祸根。太史公曰，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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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把史实展示给读者，但你我是解释的主体，一千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人一千部《红楼梦》，自得于胸怀，舍我其谁？因此，只有心心才能相印，唯有天眼才能相通。那么，在王和孙子之上，谁是裁判？上帝缺席，史家登基。史家成文，你我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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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叙事和故事的硬核，不会因读解而消失。这个硬核就是人类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中恒定的人之性，人之脑，人之心，人性；这个硬核就是一种历史写作与历史情境的化合，一种写作者之客观与写作时的客观交融产生的结果，超然于任何文本分析之上：这就是中国史家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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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短路，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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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终极意义在于透露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矛盾：宏道和短路，理想思路的宏大和实施手段的简单利索，经常处于一种张力之中，构成了社会和历史跳跃式前进的内在动能，久分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而摆脱这个宿命的方略，就必须“依法治国”，宏大的规划有赖于顾及全社会成员的生命、利益和福祉，程序设计合理和执行过程合法的微观治理和决策。科技和治国大谋略，需要对传统史学作正反两方面的反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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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方式与国运之有机而深奥的联系，完全可以借这则历史故事加以纵深的探讨。中国文化道德化和个体修养化，与社会和家国、集体和群体之间的张力，左右着群体和个体的言和行，以及安危处境。有“先要学做人”的大诉求，却缺少编程的程序和法律的条分缕析，最终难以“群己断界”。快刀斩乱麻，往往成为理还乱的历史现场最后和最方便的解决办法。其反面，在暴力环境中，如果不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么，如何逃避暴力，成为人生和历史书写的聚焦点。由此产生了与儒家人文相离的现实方略，爱和恨：战国时期无情的你死我活，别奢望孔子他们循循善诱的温良恭俭让、老庄他们以奥传奥的睿智放达和墨子他们的博爱非攻的一厢情愿，浮现在人生表面的，是永远的博弈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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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书写的这些特点，既是“先要学做人”的追求人文价值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史学上的体现，又是与诸子学说相对的“史家”直面现实和真实人生的独特处理。“资治通鉴”式的案例和符号化，成为做官做臣民做人的参照，然而，这个框架最终造成几千年历史故事的陈陈相因，不断在深刻而犀利变化着的中国历史被简单化了。处于暴力情势中又缺乏法律程序的中国传统社会，以暴力处世成事和规避反制暴力，即使出于良好的愿望和意图，甚至正义进步的事业，但最终事与愿违，一地鸡毛，这种状况此起彼伏，不绝如缕，理所当然成为历史记叙和分析的命门，并触及了传统中国形形色色历史事件和事情的经络。这一方面促成谋略和计策的极度发达，另一方面却使社会和社会成员未能更多关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史书在一般人的以简传简中，蜕变为简单以古鉴今的前例和小品，就不可避免了。不过，在充满不确定而乖戾的人类世界中，顶层设计的大道理一定需要摸着石子过河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谋划匹配，中国史书记载的那些不知是真还是假的种种故事，积淀着中国智慧、智术和智趣，又是成事的宝贝和人生的利器。同时，又因为形而下的领军打仗之战略、战术、兵法，可以相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和被各色人等运用，血腥纷争的那个历史时期提供了绝对不可多得难以再现的无数案例和经验，促成《孙子兵法》的形成，承上启下，成为人类军事政治经济谋略大小理论的经典，传播五湖四海，被应用，被称赞，甚至被膜拜。这是孙子和全体国人的荣光，足以自傲。只是大国要有大气，大局要有大智，无论君还是将，都需在本则故事中获得智慧的飞跃和三观的提升，为此需要在我们阅读过程中，透过表层的戏剧化故事，认识其内在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人生价值。我们这篇东西例示一下，算是一种“导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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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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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附录3 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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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冠盖我国史坛的煌煌巨著，它的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历时4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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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平《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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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共计3249卷，约4000万字。这部巨著，是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武帝刘彻时代）开始，到清朝乾隆时代为止，陆续编写成书，整个编写过程长达1900多年。它用统一的体裁，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的历史，这在世界上是极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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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谈谈〈二十四史〉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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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帙最多的是《宋史》，有496卷，其次是《明史》，有332卷。最少的是《陈书》，有3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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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正史”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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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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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阮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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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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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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