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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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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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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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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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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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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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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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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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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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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关于君臣互相勖勉，一心期望国家大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而掌权大臣如果懈怠失职，则诸事废弛败坏的记载，我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周成王作《颂》，反躬自省，警诫于未来，哀叹家族中发生的患难，能不说他是个兢兢业业、善于守成而又善于保持完美结局的帝王吗？君子不会在遇到困难时才修养德行，而到显达之后就抛弃了礼仪。那种在逸乐时能想到帝业的创始，安居时能想到帝业的艰辛，处于富贵豪华的生活中而时时歌颂创业的勤苦，假如不具备特殊的品德，谁能做到这一步呢！古书上说：“政治安定，大功告成之日，于是制礼作乐的事业兴起。”这时四海之内，人们需要理解立身处世之道日益迫切，德行的修养日益完善，各人所引以为欢乐的兴趣也日益不同。水满而不损减就会泛滥，器满而不扶持就会倾覆。因此，作乐的目的乃是为了调节人们的欢乐。君子把谦退作为制礼的准则，把损抑作为作乐的准则，音乐就这样产生了。君子认为各州各国的环境不同，人们的感情习惯也不同，所以广泛地采集各地的乐歌，协调整理声律，用以弥补政治的不足，移风易俗，协助推行政治和教化。天子亲临明堂观赏，而万民通过音乐清除了心中的污秽，并从中斟酌吸取教益，使自己的精神饱满，提高德行的涵养。所以说，《雅》、《颂》能各得其所，民风就趋于纯正；呐喊的声音兴起，士卒就感到振奋；郑国、卫国的歌曲演唱起来，人们的心情就流于放荡。一旦音乐能达到调和谐合的地步，连鸟兽都会受到感化，更何况心怀五常之德，含有喜好或嫌恶感情的人，这不是自然的趋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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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被破坏废弃之后，郑国的音乐就泛滥起来了。那些诸侯国君，在邻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却都以郑声争相夸耀。孔子自从不能忍受和齐国优伶在鲁国共处的屈辱，便隐退下来，整理诗乐，以劝诫世人，作五章诗以讽刺当时的风气，但没有使那些人受到感化。世风从此衰落下去，至于战国时代，诸侯国君都沉溺于安逸颓废的生活之中，再也不能归于正道，结果是身败名裂，宗庙毁灭，国家都被秦国吞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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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更是一个沉溺于安逸颓废生活中的人。丞相李斯进言规谏说：“放弃了《诗》、《书》的教导，一心沉溺于声色的逸乐，这是祖伊所担心的事情；不注意细小的过失，就会积成大恶，而纵情享乐，通宵达旦，这就是殷纣亡国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是为了表示不相沿袭的意思。上至朝廷，下至人民，因此都能在相处时欢乐喜悦，交往时情意殷勤；如果没有音乐，那么，和悦的感情就不能相通，推行的恩泽就不能传布，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化，各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音乐，何必一定是华山的骏马騄耳才能走得远呢？”秦二世赞许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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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经过沛邑时曾作诗《三侯之章》，使当地儿童歌唱。高祖驾崩之后，令沛邑按四季在他的宗庙里歌唱舞蹈。经过惠帝、景帝、武帝三朝，都没有增加什么，只是在乐府里经常练习旧乐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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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今皇帝（指汉武帝）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作成乐曲，从此，李延年升任为协律都尉。只通晓一种经书的人，还不能单独了解这些歌辞的含义，必须把通晓五经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共同研究阅读，才能通晓歌辞的含义，因为其中使用了很多古雅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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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常常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从黄昏时开始夜祭，到黎明时礼成。祭祀时常有流星经过祭坛的上方。令童男童女七十人一齐唱歌。春季唱《青阳歌》，夏季唱《朱明歌》，秋季唱《西暤歌》，冬季唱《玄冥歌》。这些歌诗，社会上多有流传，所以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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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从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于是又作了《太一之歌》。歌辞说：“太一的恩赐啊，天马降临；身上冒出赤色的汗珠啊，口中流着赭色的唾津。从容驰骋啊，万里扬尘；有谁能相比啊，只有神龙和它并进齐奔。”后来讨伐大宛，得到千里马，马的名称叫“蒲梢”，为此又作了一首歌。歌诗说：“天马到来啊，来自极西之地；途经万里啊，投向有德的皇帝；依赖上天的神威啊，震慑异域，远及流沙大漠啊，四夷向归。”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帝王作乐，是为了对上继承祖宗的道德帝业，对下教化亿万人民。现在，陛下得到了天马，竟然为它作诗歌唱，而且在宗庙举行祀典，祖先和百姓难道能了解这种音乐吗？”皇上默然，表示很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意旨，应当全族诛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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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音”的出现，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心的变动，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人心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因而形成“声”；“声”互相应和，因而发生变化；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则，就称为“音”；把不同的“音”组织起来，并演奏出来，再配合上用干戚羽旄等表演的舞蹈，这就称为“乐”。“乐”是由“音”组合而成的，但其根源则是由于人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因此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悲哀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急迫而短促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快乐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舒畅而和缓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悠扬而清爽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愤怒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正直而庄严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爱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亲切而柔和的。这六种心情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由于感受外界不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所以先王十分注意能对人心产生影响的一切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来防止人们的奸私，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人同心同德，以建立太平盛世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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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情感在内心激动，从而形成“声”；把不同的“声”组织起来，就称为“音”。因此，太平盛世的“音”安宁而欢乐，表示政治的和平；动乱时代的“音”怨恨而愤怒，表示政治的混乱；灭亡国家的“音”悲哀而忧虑，表示人民的困苦。可见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通的。五声中，宫相当于君，商相当于臣，角相当于民，徵相当于事，羽相当于物。这五项不混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了。如果宫声混乱，则表示悖谬，国君骄纵；商声混乱，则表示邪僻，臣属堕落；角声混乱，则表示忧郁，人民怨恨；徵声混乱，则表示悲哀，徭役烦苛；羽声混乱，则表示危急，财物匮乏。这五项都陷于混乱，互相侵凌，则是轻慢的表现。这样，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郑声、卫声，是动乱时代的音乐，是属于轻慢一类的。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表示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臣属欺诬君主，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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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而“乐”则是和各类事物的道理息息相通的。所以只了解“声”而不了解“音”的，是禽兽；只了解“音”而不了解“乐”的，是普通人。唯有君子才能审察“声”，进而了解“音”，审察“音”，进而了解“乐”，审察“乐”，进而了解政治，这样就可以完全了解治民之道了。所以对不了解“声”的人，不要和他谈论“音”；对不了解“音”的人，不要和他谈论“乐”。了解了“乐”，就差不多了解“礼”了。对礼乐的了解都有所得，这就可称为有道德的人了。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意思。因此，“乐”的隆盛，并不在于音响极其悦耳，祭享之“礼”，也不在于调味极其美好。清庙中所鼓的瑟，朱红色的丝弦，瑟的底部有疏朗的孔眼，一段乐曲领起，紧跟着奏起反复的应和曲调，这样就能保留古代的遗音。祭享大礼中，献玄酒（清水），用托盘摆出生鱼，羹汤里不加作料，这样才能保持古代的遗味。所以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了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教导人民正确地区别所爱好或所厌恶的事物，而回到纯正的人生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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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初生的时候，原是安静的，这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本性；但由于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这是本性的变形。一接触到外界事物，人们就用智慧了解它，然后就对它形成了喜好或厌恶的感觉。假如自己在内心里对喜好或厌恶的感觉不能节制，而在智慧上又继续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不能回到安静的本性上去，这样，作为本性的天理就灭绝了。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而人对自己的爱好或厌恶的感觉又不能节制，这样，一接触外界事物，人就被它左右了。所谓人被外界事物左右者，即灭绝作为本性的天理而尽量满足人的欲望的意思。因此，有悖谬、忤逆、欺诈作伪的念头，有淫荡放纵、犯上作乱的行为。强者威胁弱者，众人压迫少数人，聪明人欺负老实人，勇敢的人折磨懦怯的人，患病的人得不到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妇都没有安身之地，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形势啊。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为死者哭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丧礼；鸣钟击鼓，执盾牌、大斧而舞，是为了调和人们的欢乐；举行婚姻、加冠和及笄的礼仪，是为了使男女有别；乡里射箭宴会，是为了使人们的交往纳入正轨。用礼节制人们的情绪，用乐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推行治民之道，用刑防范犯法的行为。礼、乐、刑、政，行之四方而相辅相成，那么，先王治民之道就可以完满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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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为了沟通感情，“礼”是为了区分差等。沟通感情就互相亲爱，区分差等就互相敬重。过分侧重“乐”，就会失于散漫；过分侧重“礼”，就会发生隔阂。感情既和谐，而行动又严肃，这就是“礼”、“乐”的效用。“礼”的内容确立了，贵贱就显出了差等；“乐”的形式能沟通感情，上下的关系就趋于和谐；所喜好和所厌恶的有了不同的标志，贤人和坏人就有了区别；用“刑”禁止暴行，用“爵”引进贤才，政治就会公正和平。然后用“仁”来爱护百姓，用“义”来指导百姓。这样，美好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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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发自内心，“礼”表现于外貌。“乐”发自内心，所以是静止的；“礼”表现于外貌，所以是活动的。雅正的“乐”必定平易，庄严的“礼”必定质朴。“乐”发挥了充分效用，人们就没有愤恨；“礼”发挥了充分的效用，人们就没有纷争。互相谦让而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这是指“礼”和“乐”的功用说的。残暴的人无所行动，诸侯都服从王室，战争停息，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再施展权威，这样，“乐”的效用就达到了。促进父子之亲，明定长幼之序，使四海之内互相尊敬。天子能做到这一步，“礼”的效用就推行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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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正的“乐”和天地万物一样地和谐，庄严的“礼”和天地万物一样地有节制。和谐，万物就不失其本性；有所节制，人们就能按尊卑等级祭祀天地。人间有“礼”、“乐”指引，幽冥中又有鬼神佑助，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礼”有区分事物的差等而取得互相尊敬的效用，“乐”有表现不同的形式而取得互相亲爱的效用。“礼”、“乐”的效用相同，所以明王制礼作乐，总是先后沿袭。因此，他们的事业与时代相适应，名声与功绩相符合。钟、鼓、管、磬、羽、籥、干、戚，是表演“乐”的器物；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表演“乐”的形式。簠簋俎豆、制度文章，是行礼用的器物和规范；升降、上下、周旋、裼袭，是行礼的形式，所以能了解“礼”、“乐”意义的人，就能制作礼乐；能识别“礼”、“乐”形式的人，就能传授礼乐。制作者称为“圣”，传授者称为“明”。“明”和“圣”是传授和制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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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表示天地万物间的和谐；“礼”，表示天地万物间的秩序。“和谐”，所以一切事物都能互相融合而无冲突；“有序”，所以一切事物又都有区别而不混淆。“乐”是根据天生万物一视同仁的道理而作的，“礼”是根据地有山川高卑的道理而制定的。制礼失序，会引起混乱；作乐失和，会引起动荡。通晓天地的道理，才能制礼作乐。和谐而不泛滥，是“乐”的内容；使人欣喜欢乐，是“乐”的效用。中正而不偏颇，是“礼”的本质；使人仪态庄重、肃敬、谦恭、谨慎，是“礼”的规范。至于“礼”、“乐”由金石等乐器表现出来，由歌曲演唱出来，用于宗庙社稷及山川鬼神的祭祀，这是从天子到人民都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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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在功业有了成就之后才作“乐”，在国家安定之后才制“礼”。功业成就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政教广被四方的，所制的“礼”就齐全。手执盾牌、大斧而舞，还不算完备的“乐”；用经过烹调的祭品举行祭祀，也不算明达的“礼”。五帝的时代不同，先后不沿袭“乐”；三王所处的社会不同，先后不沿袭“礼”。“乐”流于泛滥，即使人忧怨；“礼”流于粗疏，即失之偏颇。到了使“乐”达到促进和谐的地步而不使人忧虑，使“礼”达到完备的地步而不偏颇，那是只有大圣才能做到的吧？天在上，地在下，一切事物分散而各不相同，因此，“礼”的节制效用便推行开了；一切事物流动而不停息，融合而化为一体，因此，“乐”的和谐效用就发挥出来了。春天生芽，夏天成长，这就是天地间“仁”的表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就是天地间“义”的表现。“仁”和“乐”的性质相近，“义”和“礼”的性质相近。“乐”促进和谐，遵从天神意志而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礼”区分适宜，遵循先王遗法，而顺应地上山川高卑的形势。所以圣人作乐以顺应天时，制礼以顺应地理。“礼”、“乐”彰明完备，天地万物都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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