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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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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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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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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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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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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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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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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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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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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立之初，接手的是秦末战乱造成的凋敝局面，青壮男子从军转战，老弱运输粮饷，战事和兴建繁多，但物资匮乏，连皇帝都不能具备四匹同颜色的马驾车，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拉的车，百姓更是毫无积蓄。这时，因为秦朝铸的半两钱分量重（十二铢），不便流通，遂下令改铸钱币（重三铢），并许私人铸钱。黄金以十六两一斤相当于一万钱（过去二十四两值万钱），在市上流通。废除或简省秦时的一些苛法禁令。然而，不守法令、投机牟利之徒，却筹集余资，经营商业，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米一石卖到一万钱，马一匹价值黄金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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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马车，并对他们加重征收赋税，以此来抑制、困辱他们。孝惠帝、高后当政时期，因天下开始安定，于是放松了限制商贾的法律，但商人的子孙依然不得供职于官府充任吏员，更谈不上做官。国家计算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各项费用开支，据以向人民征收租赋。从为国家所有的和王侯封域内的山林河流湖泊苑囿及商业征收来的租税，则作为皇帝以至王侯各自的日常生活经费，不再列入国家财政税收的收支项内。由山东地区运到长安供应京师官府的粮食，每年不过几十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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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孝文帝时，因为私人铸造的榆荚钱越来越多，分量轻（只重一铢），于是改铸四铢钱，钱上铭文为“半两”，但同时又下令百姓仍可以随意自由铸钱。所以，吴王不过是诸侯，因在封国内有铜山可就近开采铸钱，从而富拟天子，结果起来谋叛造反。邓通不过是大夫，也因为铸钱而财产超过诸侯王。由于吴、邓铸造的钱遍布天下，才产生了有关铸钱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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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屡次扰掠北方边郡，驻守这一地区的军队数量很多，边区的粮食不足以供给应当供应的人员。于是，政府招募百姓，凡能够捐献或转运粮食到边郡的，赐给爵位，最高可至大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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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地区发生旱灾，政府又重新修订卖爵令，并且降低纳粟标准，用以招徕人民；犯罪的刑徒和罚作也可以向政府交纳粮食赎罪。又增设苑囿养马，以扩充军用，而皇帝的宫室乘马车辆也日益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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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当今皇上即位几年之际，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战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则家家衣食丰足。城市和乡村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国库里财货充裕。京城里储藏的铜钱累积上亿，串钱的绳子朽断，确数已点不清。太仓里陈粮上又堆积着陈粮，仓内塞满了只好露天堆放，甚至腐败了不能食用。大街小巷都有马，田野之上马匹成群，大家爱骑公马，乘母马的人被排斥不得参加人们的聚会。看守里门的人可以饭粱食肉，做官的人安守其位，在其任职期间儿孙都长大成人，有的官吏因为久居其职，就以官名为自己的姓或号。所以，人们都爱惜自己而惧怕犯法，崇尚礼仪而鄙视和排斥耻辱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法网疏漏而百姓富足，恃财骄纵，役使别人，大肆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以威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从有封地的宗室、政府高级官僚到下面的人，都竞相追求奢侈的生活，住宅房屋车马服饰逾越应有的等级规定，没有一个限度。事物兴盛之后转向衰败，这是固有的变化规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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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严助、朱买臣等人招徕东瓯族，对两越用兵，江淮地区遭到骚扰，百姓烦劳，耗费巨大。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地区，凿山开路一千多里，扩大了巴蜀地区的辖境，巴蜀的人民因此疲惫不堪。彭吴想通过开辟商路灭掉朝鲜，在沧海地区设了郡，致使燕齐地区普遍骚动。及至王恢设马邑之谋，匈奴断绝和亲，侵扰北边地区，兵连祸结而局势不可缓解，天下苦于徭役征发，干戈大动，战事越来越多了。出征士卒要自带衣粮，后方的劳力要转运粮饷，远近地区为支持战争都遭到骚扰。百姓只得玩弄手段以规避法令，官府财物越加不足了。向政府交纳物资的人可以做官，献出钱物的人可以除罪，选拔官吏的原则被败坏，廉洁和耻辱的观念被蒙混，单有武艺勇力的人就被任用，法令严格具体，专以谋利为务的官吏从此被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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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汉朝将领每年率领数万名骑兵出击胡人，到车骑将军卫青时，收复了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修筑了朔方城。在这个时候，西汉用于开凿通西南夷道路的人有几万，为此，要从千里之内征集运输粮食，大约十钟粮食运到时只剩下一石。无奈，只好发散钱币在邛僰一带购集。几年之后道路还没有开通，少数民族因此屡次进攻，官府派兵镇压反叛，把巴蜀地区全部的租赋拿出来也不够偿付军费开支。不得不再招募豪强在南夷地区开垦土地，交纳粮食给政府，从都内领取钱币。为在东部沧海地区设郡，人力费用与开通南夷地区大抵相当。又征发十几万人修筑、守卫朔方城，从遥远的地方转运粮食，山东直至关中都为此付出艰巨的劳作，花费了数十以至数百亿的钱财，国库日益空虚。于是又向民间募集：能献出奴婢的人可以终身免除徭役，已经是郎官的增加秩等。献羊的可以为郎的规定，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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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第四年（元朔五年），汉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六将军和十几万士兵，出击匈奴右贤王，杀死敌人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再出击匈奴，歼灭敌人一万九千人。朝廷赐给抓获和消灭敌人的士兵黄金二十多万斤，投降的几万名匈奴人都得到优厚的赏赐，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都由政府供应，而汉军损失十几万士兵战马，武器装备和供应粮食的费用尚未计在内。大农府库中旧藏的钱支出告罄，全部赋税用于军事开支，还不足以供应士兵。有关部门宣布：“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做法不一，都能治理好国家，禹汤的法令不同，都能称王于天下，所经历的不是同一途径，但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北方边地至今没有安定，朕非常关切。前此，大将军进攻匈奴，消灭敌人一万九千名，部队屯守在边地，却没有粮食充饥。请主管部门讨论决定，民众得以买爵位和出钱赎免禁锢及减轻处罚。’我们商议的结果是：请设置赏官，名叫‘武功爵’，分十一级，第一级起点为十七万钱，以上每一级递加三万钱，共值三十七万钱。那些买武功爵第五级‘官首’的人可以试用，充任吏职，官职有空缺时先加任命；第七级‘千夫’相当于二十级爵制的‘五大夫’，可以免徭役，补吏不必先经试用，有罪可以减二等。平民百姓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爵‘乐卿’，用爵位来褒奖军功。”军功多的越等授爵，大的封侯或授职卿大夫，小的为郎或为吏。这样一来，任用官吏的途径杂而且滥，官职冗乱，形同虚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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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公孙弘宣扬《春秋》的义理作为臣下行为准则而被任命为丞相，张汤以严刑酷法任职廷尉以后，于是有“见知”的法令产生，而以“废格”、“沮事”、“诽谤”等罪名兴起大狱，广为株连。第二年（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谋反事败露，执法官员寻找种种事端来审理与此案有关的人，将其党羽搜罗殆尽，牵连被杀的达几万人，官吏执法更加残酷促迫，而法令更加明细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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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政府大力延揽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有的被任为公卿大夫。公孙弘身为汉朝丞相，床上用的是麻布缝制的被子，每餐只有一个菜，生活俭朴是全国最突出的。但并不能改变世俗奢靡的风气，人们越发争取用种种方法去追求功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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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杀敌四万。当年秋天，匈奴浑邪王率几万名部众降附汉朝，于是汉发动二万辆车去迎接。这些人到达之后，遍受赏赐，连同有功人士也受到厚赏。当年支出达到一百多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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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黄河在以往十几年中在观县决口，梁楚地方已经数次受灾，而沿河各郡筑堤堵塞决口，总是辄塞辄毁，花费钱财之多无法计算。此后，番系想要减省厎柱的漕运，开凿渠道引汾河、黄河水灌溉土地，从事这项工程的劳动力有几万人。郑当时也认为经由渭水运粮，路途迂回遥远，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的直渠，投入几万名民工。朔方郡也普遍开挖沟渠，有数万人劳作。这些工程经过两三年尚未竣工，工程开支各项都达到十几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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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为了讨伐匈奴，大力提倡养马，在长安饲养的马达几万匹，管理马匹的士卒从关中地区抽调尚嫌不足，更征调于附近郡县。归降的匈奴人都由政府负责供应衣食，政府无力负担，天子只好节省自己的膳食，缩减御用的车马，拿出内库的私蓄来供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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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元狩三年），山东地区遭受特大水灾，百姓多数饥寒交迫，于是皇上派遣使者将郡国的粮食储备全部用于赈济贫民。这样尚且不够，又从豪富人家借粮给贫民。这样还不够救济全部饥民，政府只得将贫民迁徙到关西地区，并将其中七十多万人充实朔方郡以南新秦中地区，衣食之需都仰赖政府。数年之间，国家借贷给土地、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派使者分区保护，使者们冠盖相望，往来不绝。为此耗费了以亿计的资财，全部费用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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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空虚，财政匮乏，已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但大商富贾有的却乘机垄断财货役使穷人，用于经商运输货物的车子有几百辆之多，买贱卖贵，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债收息，甚至连封君也都俯首帖耳，仰仗他们的资助。商人们冶铁铸钱煮盐，有的财产累计达万金，但不愿帮助国家解决财政危机，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有鉴于此，天子与公卿商议，决定变更币制，制造新币以补充国用，并借此打击从事商业活动来兼并土地的人。当时上林苑里有白鹿，少府有很多银锡。自孝文帝改行四铢钱，到这一年已经四十多年。从武帝建元以来，因为财用不敷，政府往往在产铜多的矿山开采铸钱，百姓也有人暗地里私自铸钱的，这些货币多得无法计算。铸钱越多分量却越轻，物资越少而价格就越贵。于是，主管部门宣布：“古代的皮币，诸侯用来行聘享之礼。金有三个等级，黄金是上等，白金是中等，赤金（铜）是下等。现在半两钱法令规定每枚重四铢，而奸猾之徒暗地盗磨钱背面无文处的铜屑以铸币，钱币分量越来越轻，而且变薄，物价很贵，到较远的地方去采购物资，使用货币就十分麻烦，很不经济。”现在用边长一尺的正方形白鹿皮，四周画上彩色花纹，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和宗室成员行朝觐聘享之礼时，必须以皮币衬在贡献的玉璧下面，才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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