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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弘恭上奏萧望之等人的案件判决，过三个月，发生大地震，弘恭移书称病离开官府，后又任职，天阴下了雪。由此来说，地震的发生恐怕是因为弘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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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愚笨地认为应该斥退弘恭、石显以表明对蒙蔽善良的惩罚，重用萧望之等人以打通求取贤才的路子。这样做，太平的大门打开了，灾异的根源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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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上奏后，弘恭、石显怀疑是更生所为，奏请皇上要查出奸诈之人。得到批准，于是逮捕更生把他投入监狱，命令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一起来审查。揭发更生过去做九卿时，犯有与萧望之、周堪密谋排挤车骑将军高氏和侍中许氏、史氏的罪行，诋毁离间亲戚，想辞职离去，却又独自专权。为臣不忠，幸而没有被处死，又承蒙皇上的恩德征召任用，不但不悔改以前的错误，还教人去说非常之事，以不实之词欺骗人，大逆不道。刘向被罢免为庶人。而萧望之也犯有让儿子上书雪冤的罪行，弘恭、石显奏请皇上让他到法庭对辞。萧望之自杀了。皇上非常惋惜懊悔，于是提拔周堪做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做光禄大夫给事中，大大地被信任。弘恭、石显害怕了，多次诽谤诋毁他们。更生见周堪、张猛在官位上，希望自己得到再次任用，但害怕再次倒台，于是呈上密封的奏章进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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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有幸能够做到九卿，但遵守法纪不严格，才又蒙您的恩典。我见自然灾害和怪异的自然现象一起发生。天地失去了常态，应验表现出来是因为国家。想最终也不说，但考虑到忠臣即使在山间田野，还不忘记自己的君主，还想尽拳拳忠心。何况我看重我的骨肉之亲，又加上您过去给予我的恩德还没有报答呢？我想竭尽我愚笨的诚意，又害怕超过了职分，然而想到二重恩情没有报答，忠臣之义，是想一下子抒发自己愚笨的心意，然后退耕农田，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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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虞舜命令手下的九个大官，友好地相互谦让，相处极为和睦。众位贤人在朝廷和睦相处，那么万民在民间和睦相处。所以尧用箫吹奏《韶》乐九次，才招来凤凰；击钟鸣磬，百兽才相率来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等到到了周文王，受命建立周王朝，聚集众多贤才，去除不恭敬，崇尚举荐谦让的风气，以消除纷争。文王去世以后，周公思念他，作歌赞美文王的德行，其中《诗经》说：“文王有清静的教化，恭敬而且和睦，他的光辉闪现；众多贤士都来执行文王的品德。”正当这个时候，武王、周公接着统治天下，朝廷中大臣相处和谐，社会上万民欢悦，所以尽得欢心，来侍奉先祖。《诗经》说：“和蔼的宾客们来了，在宗庙上肃然助祭，这些助祭的人是诸侯王。这时，天子庄严肃穆。”说的是四方的诸侯和蔼地到来。诸侯之和在下，天应表现在上，所以《周颂》说：“幸福纷纷降临”，又说：“遗给我们大小麦种”。釐麰，就是麦子，这时候从天上降下来了。这就是因为和而导致和，获得上天的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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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到了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转而互相非议埋怨，诗人痛心而担忧地说：“一个人存心不良，只知道理怨对方。”众多小人在职位上而想的是奸邪的事情，朋比为奸，背离君子的品行，所以《诗经》说：“吹吹捧捧而互相攻击，真是莫大的悲哀！凡是良谋善策都一一严加拒绝，凡是阴谋诡计，都一一付诸实践。”君子独立不屈，守住正气，不被众邪所压制，勉强为君主效力却反被憎恶毒害和诽谤排挤，所以《诗经》说：“我尽心职守，不敢炫耀自己的功劳。既无罪过也无错误，却猛烈地来诽谤我！”正在这时，日月相掩蚀而没有光辉，所以《诗经》说：“初一是辛卯日，这一天发生日食，它把丑恶现象暴露无遗。”又说：“不久前还发生过日食，今天又是日食了，当今的老百姓啊，悲哀痛苦日甚一日！”还说：“日食月食预示凶兆，它脱离运行的常轨；天下政治举措失当，是因为不用贤良！”天变表现在上，地变表现在下，泉水沸腾起来，山谷改变位置。《诗经》说：“江河如沸水奔腾，山巅瞬间崩溃，高岸下陷变为深谷，深谷崛起变为山陵。可怜现在的人啊，为什么无动于衷！”霜降不按节令，气候失调，《诗经》说：“夏历四月还寒霜正浓，引起我忧心忡忡；老百姓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甚嚣尘上！”说老百姓以是为非，祸患大了。这都是由于不和，贤人在下，不肖居上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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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天下大乱，弑君夺位的灾祸一起发生，厉王逃到彘，幽王被杀。到了平王末年，鲁隐公开始即位，周朝的大夫祭伯抵触不和，逃到鲁国，然而《春秋》讳言，不说逃走，这样做是哀伤灾祸从此开始了。这以后尹氏世代官至卿位，专横跋扈，诸侯们背叛而不来朝见，周王室衰微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二次，彗星出现三次，夜晚，常见的星星没有出现，但到夜中，星星陨落如雨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侵入齐鲁晋三国，五石从天上落下，六鶂退飞，麋增多，有蜮、蜚、鸜鹆来巢，都出现一次。白天昏暗不明。水气在树上结成冰。李树、梅树冬天结果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下霜杀菽。下大冰雹。下大雪，打大雷，不合时令地交替出现。水灾、旱灾、饥荒、蝝害、螽害、螟害纷纷发生。正当这时，祸乱就应时而生，弑杀君主三十六个，灭国五十二个，诸侯出逃，不能够保住江山的，不可胜数。周王室灾祸很多：晋军在贸戎打败了周王朝的军队；晋军攻打郊城；郑伯射伤桓王；戎人挟持周王朝的使臣；卫侯朔征召不来，齐国违背命令去帮助他；五大夫争权；三个国家的国君改立，不能合乎正理。于是，周王朝到了逐步衰微不能复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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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和气致祥，乖气招来怪异；祥和多国家就安定，怪异多国家就危急，这是天下的常规，古今适用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伟业，招揽有才学的人，悠闲自得，宽厚能容人，使事业能够齐头并进。而今贤良和不肖之人混淆，黑白不分，奸邪和公正杂糅，忠言和谗言混合。奏章交给公车，认为不合法的人充斥北军。朝臣意志不和，各相违背，相互毁谤，搬弄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乱纠缠，前后错谬，评价混乱。至于躲避、迷感圣听，感化、转移注意力的事，不可一一记述。分辈结党，朋比为奸，一心陷害正直的大臣。忠正的臣子被重用，这是治的标志；忠正的臣子被陷害，这是乱的预兆。乘着治乱之机，不知谁被任用，而自然灾害和怪异现象多次出现，这是我所以失望而痛心的原因。凭借权势的人，他们的弟子像鱼鳞一样集中在朝廷中，党羽和荫附的人众多，如同车辐归向车毂一样，谗佞之人毁誉得进，忠贤被斥。因此日月没有光辉，雪霜夏天降下，海水沸腾而出，山陵、河谷改变位置，各星光失去常轨，这些都是怨忿之气导致的。遵照衰微的周朝的路子，循着诗人的讥刺，而想达到太平盛世，如同倒着行走而求及前人。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有《春秋》中记载的怪异现象，没有孔子的解救，还不能消除纷乱，何况比《春秋》的记载更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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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邪恶的人同样受到重用。邪恶的人之所以被重用，是由于皇上疑心多，既然已经任用贤人而推行良好的政治了，如果有人诬陷，那么贤人就退出，良好的政治也就随之消失。怀有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说谗言之口；抱有不作决断的意思，就会打开群邪之门。邪恶进那么众贤退，群邪增多那么正直之士减少。所以《易经》和《否》《泰》篇。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那么政治就一天天混乱，所以叫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那么政治一天天太平起来。泰，就是畅通而太平。《诗经》又说：“大雪纷飞，一见太阳就融化”，与《易经》意思相同。过去鲧、共工、驩兜与虞舜、大禹在尧统治的朝廷共同相处，周公与管、蔡一起在周王朝做官，在这时，交替进用，互相诽谤，流言相谤，这一切难道能够说得完吗？帝尧、周成王能够尊重舜、禹、周公而轻视共工、管、蔡，所以天下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孙、孟孙一起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起在秦朝任职，鲁定公、秦始皇尊重季孙、孟孙、李斯而轻视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污辱至今。因此，治乱和荣辱的起源，在于信任；信任已经是尊重了，重要的在于坚定不改变。《诗经》说：“我心不是石头，不能任人转动。”说是守善坚定。《易经》说：“大王涣然发号施令。如同出汗。”说发号令如同出汗，汗出来了就不能返回去。今天发出了善令，不能超过三个月就变了，这是反汗；任用贤能三十天就斥退，这是转动石头。《论语》说：“遇到邪恶，使劲避开，好像将手伸到沸水里。”如今丞相、御史二府上奏谄媚之人不应当在位，可是过几年而不走开。所以说发出命令就如同反汗，任用贤良就如同转动石头，除去奸佞就如同举山，如此期望阴阳的调节，不也太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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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众小人窥见空隙，便修饰文辞，巧言诋毁，流言飞语，散布民间。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因为惹怒了众小人。”小人成群，实在叫人气愤。过去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提拔，不结伙营私。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心。所以贤能之人在高位上，就引荐同样贤良的人汇集到朝廷，《易经》说：“圣王在正位，临驾四方，那么贤能之人都来了”；在低位上，就想着与自己同样的人一起上进，《易经》说：“拔起茅草，根系相系，这是同质汇聚并出，往前进发可获吉祥。”在上就提拔与自己相同的人，在下就推荐与自己相同的人，所以商汤用伊尹，疏远不仁之人，而众贤才到来，这是品质相同所导致的。现在邪恶之人也贤臣一同在宫廷之内，结党谋划，违背善良，依从邪恶，既吹吹捧捧又相互攻击，多次放出危险的话，想改换主上。如此不经意地任用这些人，这就是天地之所以要先警惕，灾异之所以要加重到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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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圣明的人，没有不杀人而统治得好的。因此，舜有过四次流放他人的惩罚，而孔子有在两观斩杀少正卯的历史，这样做以后，圣明的教化能够得到推行。现在凭着陛下的圣明和智慧，好好地思考一下天地变化的意旨，追寻余迹考察在两观的斩杀，阅览《否》《泰》两卦，观看下雪之诗，逐一观察周文王、唐尧怎么进用人才，以此为方法，思考秦朝、鲁国摈弃人才的根源，以此为警诫，考察吉利应验的幸福，看看自然灾害和怪异现象带来的祸患，以思度当世的变化，放逐和疏远佞邪之徒。破坏和拆散邪谄不正的汇聚，堵死众邪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不要狐疑，分辨不要犹豫，使是非明白可知，那么诸多怪异就会消灭，而众多吉利就会一起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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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能够托付肺腑之言，足见阴阳不调节，不敢不说出所听到的。我推演《春秋》的灾异，来解救今事的有一二条，分条列举原因，不应该宣泄。我谨慎地密封冒死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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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恭、石显看到这封信，越发地与许氏、史氏勾结而怨恨更生等人。周堪性情正直大方，自己看到被孤立，就耿直而不迎合。这年夏天寒冷，太阳蓝蓝的没有光芒，弘恭、石显以及许氏、史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的罪过。皇上暗中重用周堪，又担心众口渐渐渗透浸染，没有什么可取信的。这时候，长安令杨兴靠才能被宠幸，他常常称誉周堪。皇上想让周堪来辅助自己，于是问杨兴说：“朝臣们忿嫉光禄勋，说他不能胜任，为什么呢？”杨兴是会看风行事的人，认为皇上怀疑周堪，就顺势说：“周堪不独是不能胜任朝廷之职，在州里也不行。我见众人听说周堪过去与更生等谋划诽谤您的至亲，认为应当斩杀，所以我过去说周堪不能责备伤害，原因是为国家保住恩德。”皇上说：“可是这以什么罪名来惩罚？现在应该怎么办？”杨兴说：“我愚笨地认为可以赐给他关门侯，食邑三百户，不要让他主管政事。圣明的主上不舍弃师傅的恩情，这是谋略中最上乘的。”于是，皇上怀疑这件事。正好城门校尉诸葛丰也说周堪、张猛的不是，皇上因此发怒免了诸葛丰的官。这些话在诸葛丰的传记中。皇上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没有言行一致和讲信用的信誉，朕忧伤而没有惩处他，我惋惜他的才能没有取得成效，让他降职做河东太守，张猛做槐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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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显等人专权日益厉害。以后的三年多，汉宣帝庙门的立柱发生火灾，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出现日食。于是皇上召集几位过去说太阳的变化在于周堪、张猛的人责问，这几人都叩头道歉。于是，皇上下诏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敬重他，命令他教导朕。他资质善美，道德学术通晓明白，观点正直，思想稳定，发愤至诚，忠正有忧国之心。因为不能迎合、侍奉权贵，孤立无援，缺少帮助，受压抑，于是就退让，最终不能弄明白。过去众臣看到灾异，不致力于自我修养，仔细考虑其中的原因，反而愚昧地说上天，把罪过推到周堪身上。朕没有善罢甘休，让他离开朝廷任职，以表彰他的才能。周堪离开朝廷以后，大灾异仍然出现，众人也就缄默不语了。周堪治理河东不满一年，三老、官府的属吏和有识之士都咏颂他的美德，使者过河东郡，没有人不称赞他的。这足以显示先帝知人善任，朕能够英明决断。于是，鄙俗之人制造事端从中作梗，非议诋毁，有人想让他退官陷居，这不是我所应当表明的，有意怀疑他的品行，想陷害他，朕也没有采纳。朕迫于世俗，不得一心一意，往日上天显露大的怪异现象，朕非常害怕。如今周堪年岁已高，恐怕不能自己说明，被关系疏远的人排挤，将怎么来了结这件事？”于是任命周堪做光禄大夫，俸禄中二千石，统领尚书事务。张猛又做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管尚书事，尚书五个人，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能够看到，由于石显常常向皇上禀报事情，事情多由石显决定。适逢周堪得了哑病，不能说话而去世了。石显诬陷张猛，使他在公车自杀了。刘更生哀伤他，就写了《疾谗》《擿要》《救危》以及《世颂》，总共八篇文章，用古人旧事来作比喻，悲悼自己以及品行相同的人。于是十多年没有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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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即位，石显等人服罪，刘更生才被提拔任用，改名刘向。刘向以过去做过九卿的身份征召任命为中郎，让他统率三辅都水。多次上奏密封的文书，迁任光禄大夫。这时成帝的大舅舅阳平侯王凤做大将军，执掌政权，依仗太后，独揽国家大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这时多次有大灾异，刘向认为是外戚权势太重，王凤兄弟任职的罪过。而皇上正精心于《诗》《书》，阅读古文，下令刘向主持校勘皇家藏书。刘向看到《尚书》的《洪范》篇，箕子为周武王讲阴阳五行的吉凶应验。刘向就集中上古以来经过春秋、六国到秦、汉有关吉兆、灾异的记载，推究经过的事情，加上对祸福的解释，写出占卜的应验，合乎旧例的相从，各自列出条目，总共十一篇，取名叫《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皇上。皇上心里知道刘向忠心耿耿，所以才为王凤兄弟之事写了这部论著，可是，终究不能夺去王氏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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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久，建造昌陵，几年没有建成，又回到延陵，制度骄纵奢侈。刘向上疏进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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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易经》说：“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这样自身就可常安国家可以永保。”所以贤圣的君主，广泛考察事情的终始，穷究事实的真相，而做到是非分明。做君主的必须精通三统，明白按上天的旨意授官的人很多，不仅仅是一姓人。孔子议论《诗经》，到了“殷朝臣子非常有美德而敏感，在周京灌酒助祭”，叹息说：“最大的是天命，好的不可以不传给子孙后代，所以富贵无常；不这样，那么天子凭什么戒备小心，民众无知凭什么劝告勉励呢？”大概是哀伤微子侍奉周王朝，而悲痛殷商的灭亡。即使有唐尧、虞舜的圣明，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儿子；即使有大禹、商汤的品德，也不能训导作为末代子孙的夏桀、商纣。从古到今，没有不被灭亡的国家。过去高皇帝已经灭了秦国，将要定都洛阳，感悟刘敬的话，自以为德行不如周朝，而比秦朝贤明，于是迁都关中，依靠周朝的德行，依凭秦朝地势的险要。统治的长短，以德行为征验，所以我常常胆战心惊，不敢顾忌说到灭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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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将葬于霸陵，北面临水，便暗自凄怆悲怀，而对群臣说：“唉！以北山的石头为棺椁，用纻麻絮做丧服，放漆到中间，这难道还能移动吗？”张释之接着说：“墓中多藏金玉厚葬，即使是铸塞在南山也有间隙；不置器而薄葬，即使没有石头棺材，又何必忧戚呢？”死了的人无终无极，而国家有废有兴，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长久考虑啊。汉文帝醒悟了，于是就薄葬，不修像山一样的坟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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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说：“古时埋葬死者，积薪掩埋，藏在荒野之中，不建坟冢。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头都很小，随葬的器物也很少。舜葬在苍梧，二妃不同意。禹葬在会稽，不改变山川田亩的样子。商汤没有葬埋的地方。文王、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没有坟冢。这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深谋远虑的长久之计。他们的贤臣、孝子也接受命令顺从旨意而薄葬他们，这实在是恭敬安置君王、父亲，尽忠尽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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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哥哥非常微薄。孔子在防安葬母亲，声言古代修墓而不建坟，说：“我是东奔西走的人，不在本邦，墓不得不做点标记。”建了四尺高的坟，遇到下雨倒塌了。弟子修建它，并告诉孔子，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了，古代是不修墓的。”大概不是这样。延陵季子去齐国返回，他的儿子死了，葬在嬴邑、博邑之间，挖掘墓穴不到地下水，入殓穿上当时的衣服，掩埋封坟，坟高到人站立时到手肘的高度，延陵季子哭着说：“亲人埋到土里，这是命啊，魂气就没有不是这样啊。”嬴邑、博邑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不回去安葬。孔子前去看了看，说：“廷陵季子这样做符合礼法了。”所以仲尼是孝子，而廷陵季子是慈父，禹、尧是忠臣，周公是能顺理的弟弟，他们埋葬他们的君王和亲人，都很微薄；不是苟且节俭，实在是有利于国家大体。宋国的桓司马做了石头的棺材，仲尼说：“不如让他马上腐烂。”秦相吕不韦召集有谋略的人编著《春秋》，也说到薄葬的意义，他们都是懂得事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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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吴国阖间，违背礼法厚葬，十多年以后，越国人又加以发扬。到了秦国的惠文、武、昭、严、襄五王，都大建坟墓，增加随葬的金银玉器，这些墓都被盗贼发掘暴露，非常可悲啊。秦始皇葬在骊山的拐弯处，墓下用熔化的金属堵塞空隙达到三重泉，上面堆起像山一样的坟冢，高达五十多丈，周长五里有余；石头棺材里做了游戏馆，人鱼的脂膏做灯烛，水银做江海，黄金做野鸭和大雁。珍宝随葬，机械巧变，棺椁华丽，官馆盛大，不能一一道出。又多杀宫人，活埋工匠，达到万数。天下被他的劳役所苦而反抗他，骊山的建造没有完成，而周章的百万大军已到它的下面了。项羽烧了它的宫室房宇，到他的墓所去的人都见他们掘财物。后来牧羊的儿童丢失了羊，羊进到了冢穴中，牧羊人持火照着找羊，失火烧了他的随葬和棺材。自古到今，埋葬之盛没有超过秦始皇的，数年之间，外面被项羽焚烧，里面遭牧羊人的火灾，这难道不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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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德行越高的人埋葬越微薄，知识越深厚的人埋葬越微薄。没有德行缺少知识的人，埋葬越丰厚，坟墓越高，宫庙更华丽，盗贼的发掘也就快。由此看来，明暗的效果，埋葬的吉凶，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了。周朝德行已衰而生活奢侈，周宣王贤能而振兴起来，改为节省宫室开支，减少寝庙规模。诗人赞美他，在《斯干》诗中表现，上章说宫室建造遵守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庄公，雕刻装饰宗庙，多建筑高台苑囿，继承人两次被杀，《春秋》讥刺他。周宣王如此而国家昌盛，鲁、秦如此而失去继承人，这是奢侈的得和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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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即位，亲身节俭，开始建第一个陵墓，规模较小，天下没有人不称赞您贤明。等到迁到昌陵，增低为高，积土成山，挖掘老百姓的坟墓，达到万数，建起住宅，日期紧迫，花费上亿上万。死了的人在地下怨恨，活着的人在地上发愁，怨忿之气感动阴阳，于是给人间带来饥荒，死去和流离失所的人达到十万多，我对这种做法深感困惑。假使死去的人有知，挖了人家的坟墓，害处就多了；假如无知，那哪里用得了那么大的地方呢？这样做，参与谋划的贤智则会不高兴，展示给众人则让他们痛苦；假如苟且取悦愚夫和荒淫奢侈之人，又有什么用呢？陛下慈爱仁义，笃实美善，聪明畅达，盖世无双，应该弘扬汉王朝的品德，崇尚刘氏之美，发扬光大五帝和三王的精神，可是您反而与暴秦的乱君比赛奢侈，比赛坟墓的大小，取悦愚夫的眼目，升高一世的楼台，违背贤智的主张，抛开万世的安宁，我私下里为陛下羞愧。陛下向上看看明圣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制度，向下看看贤智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做法。汉文帝除去坟冢薄葬，以节俭使心神宁静，可以作为榜样；秦昭公、秦始皇增山厚葬，因为奢侈招致灾祸，足以为戒。初陵的规划，应该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以此安抚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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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上奏，皇上被刘向的话深深打动，但不能听从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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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看到风俗日益奢靡，赵皇后、昭仪、卫婕妤等又出身微贱，不合礼制。刘向认为王教是由内及外，从近处开始，便采录《诗经》《尚书》中记载的可供效法的贤妃贞妇，兴国治家的，以及由于庶出、偏爱而导致乱家亡国的，编为《列女传》，共八篇，供天子借鉴，又采录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共五十篇上奏。又多次呈上疏表陈言得失及法戒。上书数十次，以辅助观览，补充缺漏。皇上虽不能全用，却也很赞赏他的话，时常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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