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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越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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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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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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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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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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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于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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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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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广川人。年轻时研究《公羊春秋》，汉景帝时当上了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按照入学的先后转相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没有见过他。董仲舒精心钻研学问，三年没到园圃中观赏过一次。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生们都尊他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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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推选了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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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久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唯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国王、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大夫们俨然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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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的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不治理而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做。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这五百年中间，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唉！所做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夭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政治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日、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为鬼神所歆享？使德泽洋溢，扩大到国外，普及所有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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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缜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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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对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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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诏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复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日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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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兴复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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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里，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惹出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这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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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向风，小人的德行象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夭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里，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里，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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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仔细考察《春秋》里“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只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作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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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词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里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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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大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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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仪，甚至厌恶听到礼仪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象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象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坏得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说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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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策问大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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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里散步，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日头偏西，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难道没有共同的条理，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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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里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人说“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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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邪恶。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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