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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汉高祖杀了项羽，领兵围攻鲁国时，鲁国中许多儒生还在讲诵经书，学习礼仪，弦乐歌声没有断绝，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下良好风尚，爱好礼乐的国家吗？从这时候起，儒生们开始能够研究学习他们崇尚的经典，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制度，因此做了奉常，参与制定的诸位弟子，也都成为候补、候选的官员，于是他们感慨地说依靠儒学起了家。然而，这时国家还要征伐叛乱，平定四海，来不及兴办学校。汉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征战勇武的功臣。文帝时，稍微选拔任用了一些儒生，但文帝本来喜欢法家刑名学说。到景帝时，不任用儒生，窦太后又喜欢黄老之术，所以诸多儒学博士只是虚设其官，以备咨询，而没有被提拔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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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立，淄川田何传《易》；济南伏胜传《书》；鲁国申培，齐国辕固，燕王韩婴传《诗经》；鲁国高堂伯传《礼》；齐国胡毋生，赵国董仲舒传《春秋》。窦太后逝世以后，武安君田蚡做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等百家学说，延聘文学儒士数百人，而公孙弘由于精通《春秋》而做了丞相，封了侯，因而，天下的学士们学习儒术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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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做了掌管学校教育的教官，担心儒家学说的传播受到阻碍，于是奏请汉武帝说：“丞相和御史大夫说：诏书写道‘人们都讲引导民众用礼，教化民众用乐。婚姻是男女关系的伦常大道。如今礼坏乐崩，我为此深感忧伤，所以广泛聘选见闻广博的人，都让他们进到朝廷来。应当命令礼官努力学习儒学，宣讲评议广博的见闻，搜求遗失的经典，建立新的礼制，成为天下的表率。太常主张，授予博士弟子，崇尚乡里的教化，来砥砺贤能的人才。’我谨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在乡里设有教育组织，这些组织，夏代叫校，商代叫庠，周代叫序。劝勉人们为善，就让他们显扬于朝廷；惩戒作恶的人，就施之以刑罚。所以教化通行，建立榜样从京城开始，由内向外。现在，陛下表彰崇高的道德，显示出日月般的光辉，媲美上天大地，推本人伦关系，劝勉从学，建立礼仪制度，崇尚文化教育，砥砺贤能人才，来教化天下之人，这是国泰民安的起点。过去，刑赏与教化没有普遍，礼仪制度也不完备，请求利用旧学官而建立起来。设博士官，选弟子五十人，免除其本人的徭役赋税。太常从民众中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当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如果有喜好文学、尊敬长上，遵守法纪，顺应乡里，举止行动不违背礼法的部属，听到这样的人，县令、诸侯国相、县长、县丞上报郡太守及王国相，郡太守及王国相仔细考察，认为可以的人，当随上计吏一道进京，到太常那里报到，可以像弟子一样从师学习。一年就都参加考试，能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空缺，那些品第高可以担任郎中的，太常编选名册奏上。如果有才能优异，出类拔萃的人，就单独具名上奏。如果不重视学业，或者才能低下，以及不能精通一部经书的，就罢了他们，而最终聘选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我谨慎推敲诏书法令发布的目的，在于明辨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通晓古今的道理，陛下的诏书法令文辞纯正，教导的言辞意义深远，恩泽优厚。下级官吏学识浅薄，不能原原本本宣讲，没有办法明白晓谕民众。大行治礼丞、太常掌故依靠文学礼仪修养而做了官，应该提拔那些有修养而被积压不用的人才。请陛下选拔那些俸禄在比二百石以上，及俸禄一百石但能精通一部经书以上的人，充当左右内史卒史和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充当郡太守卒史，一般都是每郡二人，边郡一人。先任用大家公认的人，不够，再挑选掌故来充当中二千石的属官，文学掌故充当郡太守卒史，配足名额，勿使空缺。请陛下把这些规定写在功令上成为法令。其他的照原有法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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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批复说：“可以。”从这时候开始，公卿大夫士吏都彬彬有礼，大多成为文章博学之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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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推行贤良文学的选宫制度，增加博士弟子生员超过一百人，宣帝末年加倍增加。元帝喜欢儒学，能精通一部经书的人都免除其本人的徭役赋税。几年以后，因为人才不够使用，改为设生员千人，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这样的平民养学生三千人，而今太学的弟子很少，于是增加弟子生员三千人。一年多后，又恢复原样。平帝时王莽执掌政权，增元士的子弟能够同博士弟子一样从师学习，但不把他们计入博士弟子的定员数中，岁课这样的考试制度，甲科可有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充当文学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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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鲁国商瞿（字子木）从师孔子学习了《易经》，把它传授给鲁国桥庇（字子庸）。子庸传授给江东馯臂（字子弓）。子弓传授给燕国周丑（字子家）。子家传授给东武孙虞（字子乘）。子乘传授给齐国田何（字子装）。到了秦朝，禁止儒学，《易经》作为卜筮之书，唯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学习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建立，田何因为是旧齐国的田氏而被迁徙到杜陵，号杜田生，他传授《易经》给东武王同（字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国服生，这几人都著有《易传》数篇。王同传授给淄川的杨何，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召做太中大夫。齐国的即墨成，官至城阳相。广川的孟但，做太子门大夫。鲁国的周霸，莒县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都因为《易经》做了大官。精于解说《易经》的源于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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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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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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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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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字子襄，梁国人。当初梁人项生从师田何学习《易经》时，丁宽是项生的追随者，研读《易经》精深敏锐，才能超过项生，就侍奉田何。学有所成，田何让他离去，丁宽向东归去，田何告诉门人说：“《易经》传到东面去了。”丁宽到了洛阳，又从周王孙学习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丁宽作梁孝王的将军，抗击吴楚七国叛军，号丁将军，写作《易说》三万字，他解释字句举出经义的要旨罢了，就是今天的《小章句》。丁宽传授同郡砀县的田王孙。田王孙传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因此《易经》有施、孟、梁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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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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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论）〔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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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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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传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改写它，他因此被从家中征召出来授予官职。他得到失传的《尚书》十多篇，《尚书》大概从这时开始增多了。但遭逢巫蛊之狱。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没有立于学官。孔安国做了谏大夫，他传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也曾从师他请求故实。司马迁的书中载有《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大多是古文的说法。都尉朝传授胶东的庸生，庸生传授清河的胡常（字少子），胡常靠通晓《穀梁春秋》做了博士、部刺使，胡常又传《左氏》。胡常传授虢地人徐敖。徐敖做了右扶风的属官，又传《毛诗》，他传授王璜、平陵人涂恽（字子真）。子真传授河南的桑钦（字君长）。王莽时期，以上诸门学说都立于学官。刘歆做国师，王璜、涂恽等人都因地位提高而显扬名声。社会上所传《百两篇》，出自东莱人张霸，张霸加以区分合并了二十九篇，认为是几十篇，又取《左氏传》《书叙》来作首尾，一共一百零二篇。一篇有的分成几简，文意见解狭隘。成帝时寻求古文，张霸靠能解说《百两篇》而被征召，用秘府藏书来校勘它，两者不一样。张霸的文辞从父亲那里学来，父亲有弟子尉氏人樊并。当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皇上把张氏之学立于学官。后来樊并谋反，才废黜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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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第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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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衰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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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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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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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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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马夫、门丁、更夫，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唯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低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里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里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合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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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竟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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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仪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欲利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仪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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