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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汉高祖杀了项羽,领兵围攻鲁国时,鲁国中许多儒生还在讲诵经书,学习礼仪,弦乐歌声没有断绝,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下良好风尚,爱好礼乐的国家吗?从这时候起,儒生们开始能够研究学习他们崇尚的经典,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制度,因此做了奉常,参与制定的诸位弟子,也都成为候补、候选的官员,于是他们感慨地说依靠儒学起了家。然而,这时国家还要征伐叛乱,平定四海,来不及兴办学校。汉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征战勇武的功臣。文帝时,稍微选拔任用了一些儒生,但文帝本来喜欢法家刑名学说。到景帝时,不任用儒生,窦太后又喜欢黄老之术,所以诸多儒学博士只是虚设其官,以备咨询,而没有被提拔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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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立,淄川田何传《易》;济南伏胜传《书》;鲁国申培,齐国辕固,燕王韩婴传《诗经》;鲁国高堂伯传《礼》;齐国胡毋生,赵国董仲舒传《春秋》。窦太后逝世以后,武安君田蚡做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等百家学说,延聘文学儒士数百人,而公孙弘由于精通《春秋》而做了丞相,封了侯,因而,天下的学士们学习儒术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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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做了掌管学校教育的教官,担心儒家学说的传播受到阻碍,于是奏请汉武帝说:“丞相和御史大夫说:诏书写道‘人们都讲引导民众用礼,教化民众用乐。婚姻是男女关系的伦常大道。如今礼坏乐崩,我为此深感忧伤,所以广泛聘选见闻广博的人,都让他们进到朝廷来。应当命令礼官努力学习儒学,宣讲评议广博的见闻,搜求遗失的经典,建立新的礼制,成为天下的表率。太常主张,授予博士弟子,崇尚乡里的教化,来砥砺贤能的人才。’我谨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在乡里设有教育组织,这些组织,夏代叫校,商代叫庠,周代叫序。劝勉人们为善,就让他们显扬于朝廷;惩戒作恶的人,就施之以刑罚。所以教化通行,建立榜样从京城开始,由内向外。现在,陛下表彰崇高的道德,显示出日月般的光辉,媲美上天大地,推本人伦关系,劝勉从学,建立礼仪制度,崇尚文化教育,砥砺贤能人才,来教化天下之人,这是国泰民安的起点。过去,刑赏与教化没有普遍,礼仪制度也不完备,请求利用旧学官而建立起来。设博士官,选弟子五十人,免除其本人的徭役赋税。太常从民众中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当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如果有喜好文学、尊敬长上,遵守法纪,顺应乡里,举止行动不违背礼法的部属,听到这样的人,县令、诸侯国相、县长、县丞上报郡太守及王国相,郡太守及王国相仔细考察,认为可以的人,当随上计吏一道进京,到太常那里报到,可以像弟子一样从师学习。一年就都参加考试,能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空缺,那些品第高可以担任郎中的,太常编选名册奏上。如果有才能优异,出类拔萃的人,就单独具名上奏。如果不重视学业,或者才能低下,以及不能精通一部经书的,就罢了他们,而最终聘选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我谨慎推敲诏书法令发布的目的,在于明辨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通晓古今的道理,陛下的诏书法令文辞纯正,教导的言辞意义深远,恩泽优厚。下级官吏学识浅薄,不能原原本本宣讲,没有办法明白晓谕民众。大行治礼丞、太常掌故依靠文学礼仪修养而做了官,应该提拔那些有修养而被积压不用的人才。请陛下选拔那些俸禄在比二百石以上,及俸禄一百石但能精通一部经书以上的人,充当左右内史卒史和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充当郡太守卒史,一般都是每郡二人,边郡一人。先任用大家公认的人,不够,再挑选掌故来充当中二千石的属官,文学掌故充当郡太守卒史,配足名额,勿使空缺。请陛下把这些规定写在功令上成为法令。其他的照原有法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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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批复说:“可以。”从这时候开始,公卿大夫士吏都彬彬有礼,大多成为文章博学之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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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推行贤良文学的选宫制度,增加博士弟子生员超过一百人,宣帝末年加倍增加。元帝喜欢儒学,能精通一部经书的人都免除其本人的徭役赋税。几年以后,因为人才不够使用,改为设生员千人,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这样的平民养学生三千人,而今太学的弟子很少,于是增加弟子生员三千人。一年多后,又恢复原样。平帝时王莽执掌政权,增元士的子弟能够同博士弟子一样从师学习,但不把他们计入博士弟子的定员数中,岁课这样的考试制度,甲科可有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充当文学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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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鲁国商瞿(字子木)从师孔子学习了《易经》,把它传授给鲁国桥庇(字子庸)。子庸传授给江东馯臂(字子弓)。子弓传授给燕国周丑(字子家)。子家传授给东武孙虞(字子乘)。子乘传授给齐国田何(字子装)。到了秦朝,禁止儒学,《易经》作为卜筮之书,唯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学习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建立,田何因为是旧齐国的田氏而被迁徙到杜陵,号杜田生,他传授《易经》给东武王同(字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国服生,这几人都著有《易传》数篇。王同传授给淄川的杨何,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召做太中大夫。齐国的即墨成,官至城阳相。广川的孟但,做太子门大夫。鲁国的周霸,莒县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都因为《易经》做了大官。精于解说《易经》的源于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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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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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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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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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字子襄,梁国人。当初梁人项生从师田何学习《易经》时,丁宽是项生的追随者,研读《易经》精深敏锐,才能超过项生,就侍奉田何。学有所成,田何让他离去,丁宽向东归去,田何告诉门人说:“《易经》传到东面去了。”丁宽到了洛阳,又从周王孙学习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丁宽作梁孝王的将军,抗击吴楚七国叛军,号丁将军,写作《易说》三万字,他解释字句举出经义的要旨罢了,就是今天的《小章句》。丁宽传授同郡砀县的田王孙。田王孙传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因此《易经》有施、孟、梁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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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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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论)〔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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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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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传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改写它,他因此被从家中征召出来授予官职。他得到失传的《尚书》十多篇,《尚书》大概从这时开始增多了。但遭逢巫蛊之狱。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没有立于学官。孔安国做了谏大夫,他传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也曾从师他请求故实。司马迁的书中载有《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大多是古文的说法。都尉朝传授胶东的庸生,庸生传授清河的胡常(字少子),胡常靠通晓《穀梁春秋》做了博士、部刺使,胡常又传《左氏》。胡常传授虢地人徐敖。徐敖做了右扶风的属官,又传《毛诗》,他传授王璜、平陵人涂恽(字子真)。子真传授河南的桑钦(字君长)。王莽时期,以上诸门学说都立于学官。刘歆做国师,王璜、涂恽等人都因地位提高而显扬名声。社会上所传《百两篇》,出自东莱人张霸,张霸加以区分合并了二十九篇,认为是几十篇,又取《左氏传》《书叙》来作首尾,一共一百零二篇。一篇有的分成几简,文意见解狭隘。成帝时寻求古文,张霸靠能解说《百两篇》而被征召,用秘府藏书来校勘它,两者不一样。张霸的文辞从父亲那里学来,父亲有弟子尉氏人樊并。当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皇上把张氏之学立于学官。后来樊并谋反,才废黜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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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第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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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衰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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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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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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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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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马夫、门丁、更夫,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唯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低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里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里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合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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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竟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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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仪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欲利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仪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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