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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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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闻）〔间〕皆画像而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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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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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屡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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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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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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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他的六世祖蔡勋，喜好黄老之学，平帝时任郿县县令。王莽初年，曾授他担任厌戎郡连率的官职，蔡勋对着印绶仰天叹道：“我既然已出仕在汉王室，那么，我虽死也要归属于正统的王朝。过去曾子为了保持自己守礼法的清白名节，连季孙氏赐给他的竹席子都不接受，更何况今天要我仕事二朝呢？”于是携带着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人一起，不在新朝供职任事。蔡邕的父亲蔡棱，也是有清白品行的人，他被谥号为贞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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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的品德十分孝敬。他的母亲曾缠绵病中三年，其间，蔡邕除了寒暑季节的变化，从没有脱解过衣带，先后有七十多天没有安稳睡眠过。母亲死后，蔡邕便在母亲的墓旁搭了座小茅屋，动静皆依准礼节。当时，有只小兔驯顺地伏在他的屋子旁边，又有树木并生在一起，远近的人觉得奇怪，都前来观看。此后蔡邕一直是与叔父和堂弟住在一起，祖孙三代从没有分过财产。为此，乡里人都推崇他的行谊。蔡邕小时候便很有学问，曾师从过太傅胡广学习。他喜好辞文章、数术、天文等，还弹的一手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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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专横，听说蔡邕善于鼓琴，便告诉天子，敕令陈留太守立即督促发送蔡邕到朝廷来。蔡邕不得已起行，但是只走到偃师，便称说有病跑回了家。自此以后，蔡邕就闲居在家研习历史文物，不再与当世人交往。这时他曾有感于东方朔的《客难》和杨维、班固、崔骃等人设问自答纾解心绪的做法，在斟酌了各家的言论后，便阐发他认为对的道理，纠正他认为不对的观点，作成《释诲》一文，用来勉励和警诫自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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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然则有位斯贵，有财斯富，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故伊挚有负鼎之炫，仲尼设执鞭之言，宁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禀醇和之灵，覃思典籍，韫椟《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沈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析无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登天庭，序彝伦，扫六合之秽慝，清宇宙之埃尘，连光芒于白日，属炎气于景云。时逝岁暮，默而无闻。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弼贤知，崇英逸伟，不坠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荣禄而蒙赐。盍亦回途要至，俯仰取容，辑当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遗不灭之令踪？夫独未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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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谓睹暧昧之利，而忘昭皙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者已。”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释汝。昔自太极，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宁，唐虞之至时。三代之隆，亦有缉熙，五伯扶微，勤而抚之。于斯已降，天网纵，人紘驰，王途坏，太极阤，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骋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硅。连衡者六印磊落，合纵者骈组流离。隆贵翕习，积富无崖，据巧蹈机，以忘其危。夫花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芽。速速方毂，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歜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骖乘，逝而遗轻。夫岂傲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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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灾，隆隐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显㔻，汦汦庶类，含甘吮滋。检六合之群品，济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职习，圣主垂拱手两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济济多士，端委缙綎，鸿渐盈阶，振鹭充庭。譬犹钟山之玉，泗滨之石，累珪璧不为之盈，采浮磬不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晋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于务；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玉以步，绰有余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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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世臣、门子，蟄御之族，天隆其祜，主丰其禄。抱膺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髯，余官委贵。其取进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是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优赡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蒙不稽谋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狂淫振荡，乃乱其情。贪夫殉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暗谦盈之效，迷损益之数。骋驽骀于修路，慕骐骥而增驱，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黄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岂在明，患生不思。战战兢兢，必慎厥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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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带甲百万，非一勇所抗。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尧、汤乎？惧烟炎之毁熸，何光芒之敢扬哉！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井无景则日阴食，元首宽则望舒朓，侯王肃则月侧匿。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途，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岂阊阖，乘天衢，拥华盖而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计合谋纵，己之图也；勋绩不立，予之辜也。龟凤山翳，雾露不除，踊跃草莱，只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斁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幸其获称，天所诱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董父受氏于豢龙，奚仲供德于衡辀，倕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非子享土于善圉，狼瞫取右于擒囚，弓父毕精于筋角，佽非明勇于赴流，寿王创基于格五，东方要幸于谈优，上官效力于执盖，弘羊据相于运筹。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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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公于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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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三年（170年），蔡邕被征召到司徒桥玄的府中，桥玄对他很尊重。此后，他曾一度补任为平阿县的县令。不久，被召至朝中拜任郎中的官职，在东观校理图书。进而又被迁任为议郎。蔡邕认为，当时流传的经籍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文字出现了很多错误，加上俗儒的穿凿附会，更增加了后来学子的疑惑和误解。于是便在熹平四年（175年）那年，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一起上奏，请求校定《六经》的文字。灵帝同意照办后，蔡邕亲自将经文用朱笔书写在石碑上，使工匠镌刻后立在太学的门外。于是，那些后儒晚学，便都用它作为经文的标准了。石碑初立的时候，观看和摹写的人很多，每天车乘多达千余辆，连街道巷陌都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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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朝廷讨论，认为由于各州郡之间相互勾结为朋党，人情密切联系，结伙营私，便制定了凡有婚姻关系的家族和幽、冀两州的人士，不得在有关系的相应地区担任监察职务的回避法规。但到了蔡邕这时期，朝廷又颁布了“三互法”，使禁忌增多，选任人才也就更加困难，幽、冀二州亦因长时间缺职而得不到补任。于是，蔡邕便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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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幽、冀二州旧时的境域，原来盛产铠甲、马匹，因连年的争战与饥荒，差不多耗用殆尽了。现今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地也一片萧条；官员的职位长期空缺，掾吏延颈属望，但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对于主官的选择，却长时间确定不下来。臣对此事常常感到奇怪不解，而谈起这件事的人却说这是为了“避三互”。我想，既然对于其他十一州的人在幽、冀二州担任地方长官有禁令，那么就直接选取两州的人罢了。此外，加上这二州的士人，有的又被任期限定，使得他们犹疑迟缓，不能及时到任。我认为“三互法”这种禁令，目的是为了管束那些道德浅薄的官员。对此，今日皇上只要树立声威，申明宪令，在职的人怎能不谨慎惧怕，难道还必须要设立“三互法”，来自设滞碍吗？过去韩安国被举用于徒犯之中，朱买臣出身于贫贱之家，他们都因为才能相宜，回到自己本邦土任职的。此外，本是亡命之徒的张敞，也是曾被升任为烦剧的冀州刺史的。怎能非要循守“三互法”，继续执行这无伤大局的支节制度呢？三公明知二州的重要，本当迅速决断，应超越禁忌去选取贤能，来补救时弊；但他们却不考虑那些正直臣僚的意见，仅仅为了不触犯细微的科条，使选举任用停滞，以致失去合适的人选。臣希望陛下能上效先帝，废除近时不当的禁令，使诸州有才能并可替换的刺史，不受任职时间和“三互法”的限制，派遣到二州的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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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奏上后，灵帝没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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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灵帝喜好学术，曾经作过《皇羲篇》五十章，并因此引来许多善于为文作赋的书生。开始还多以经学的内容作为征召的标准，但后来却连一些普通善写书信和鸟篆的人，也都被征召了来，使这些人竟然多达几十人。其中，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就召引了许多趋炎附势而无品行的人，侍从在鸿都门下待诏听令。这些人只喜欢说些地方风俗及闾里小事，灵帝却非常高兴，并且还不按常规地封职任用他们。此外，那些商贾市民，充作宣陵孝子的，也有数十人，也一律被委任为郎中、太子舍人等官职。那时，经常出现雷霆疾风，致使树毁木拔，还出现了地震、冰雹、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鲜卑人也不断侵扰边境，使徭役赋税沉重地加在百姓的身上。熹平六年（177年）七月，灵帝为此下制书引咎自责，诏命群臣各自陈说应当施行的主要政务。于是蔡邕便奏上密封的奏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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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下敬读圣旨，认为虽然周成王在秋收时遇到大风，讯问有关主官吏的事，和周宣王当政时遭逢大旱，更加勤勉戒惧的事，也不能与陛下您现在的举动相比美。臣下听说天降灾异，很多是有现实原因的。霹雳，是阳气振动，而多次发生，便完全是因为刑罚诛杀过多所造成。风，是上天的号令，是用来警告人君的。宣扬奉事上帝，就会有许多福祉降临；敬祀宗庙，鬼神也会庇佑。国家大事，首先要重视祀典，这是天子本身所应当恭行的事情。然臣自从在司徒府担任祭祀官以来，每次迎祀五效，见天子的车驾很少出来，连一年四季中最隆重的一些祭祀典礼，您都只是常派些有关官吏，虽然也说自遣谢过的话，但还是有些疏忽不恭。所以皇天不悦，显现出这些灾异来。《鸿范传》说：“当政治谬误，道德沦丧时，其风就要摧毁房屋，折断树木。”《坤》卦为地道，也为妻道，其理应该柔顺，《易彖》解释为安贞之吉。如果阴气太盛，就要由静返之为动，按规律就是要出现治下叛逆的现象。若权力不在朝廷，那么就要有冰雹伤物；若政策苛暴，就要有虎狼食人；若因贪利而伤民财，就要有蝗虫损害庄稼。不久前的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接近月球，这对于军事来说是不利的。目前鲜卑侵扰边塞，事情发生在边远的地方，今日出兵，未必有利。其既上违天文，也下逆人事。所以应当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采用比较稳妥的办法。臣下因情绪不胜愤懑，所以谨条列出应施行的七事在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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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天子居明堂，应当依顺各月的次序布政行令，而且要按照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各季的节气之日，亲自迎取其气于所属的方位，并且祭祀其方位所主之帝，用这种方式来让神气降临，祈福丰年。清扫祖庙祭祀的目的，是为了追念往祖，表示自己孝敬的心意，在太学中尊养有贤德的老人，是要告诉人们尊重礼仪的教化，这些都是作帝王的主要大事，也是历代祖宗所敬奉的政策。但是如今有关官员却多次以蕃国关系疏远的丧事、宫内的妻妾生产小孩，以及小吏小卒的伤病死亡等事，借为禁忌的理由。再有，我见南效祀天时，天子斋戒行礼，从没有废过，但是对于其他祭祀，就有不同的说法了。难道南效祀天可以表现卑谦，其他祭祀就可以傲慢不敬了吗？孝元皇帝的策书说：“礼中最敬肃的，莫过于祭祀，所以要竭全心来亲奉，以表明恭敬的态度。”再有元和年间的旧例，章帝曾制诏，再次申明元帝肃祗祭祀的策令。元、章二帝前后所下达的制书，无不是推心置腹，言恳意切。然而最近以来，却更换了太史。不仅忘却了礼敬的重要意义，还听任禁忌之书，拘信一些细小的支节，影响了重大的典礼。《礼记》记载，妻妾将要生小孩，斋戒时便不能进入旁侧房间的门，但是并没有不祭祀的说法。所谓宫中有死亡等事故三个月不举行祭典的说法，不过是说普通士庶人家只有几间小居室，共同使用一间中堂的情况罢了。怎能会指皇居宽旷，妻妾众多的情况呢？我认为，今后的斋戒制度应该如同过去的成例，这也许能回复风雨雷霆和灾异妖邪等各种各样的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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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臣下听说国家兴旺时，必能采纳多种深切中肯的言论，对内了解自己政治的得失，对外能见到民情的好恶。所以先帝虽然具有圣明的天资，还是不断地征求有关得失的言论。又因为有灾异出现，就更注意引用隐居的贤能，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等科目人才的选举，使激烈的言论和极力的规劝，不断于朝廷。但是，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连年出现灾异，却从没有听说有过特别引用或广选贤良人才的诏谕。这实在应该反思省悟，恢复过去的事例，使忠诚的臣僚能够无顾虑地尽其所言，用以解除《易传》所说的那种“政治谬误，道德沦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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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求贤的政策，不必仅就一方面表求，要么求德行显著的人，要么求言论中肯的人。近来，在朝廷的人员，不但没有因为忠信受赏的，反而经常出现因遭到诽谤而被诛杀，于是使得群臣闭口，不敢正面说话。郎中张文，日前曾倾述了自己的忠言，陛下接受采纳后，又批责司徒、司空、太尉三司改正。这事使得臣子的心情都很开朗无虑了，百姓们也很高兴。臣认为应当提升张文担任枢要的官职，以此来鼓励忠直的人，并且把这件事在国内宣扬，使政路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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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司隶校尉、诸州刺史，其职是督察下面奸诈和枉屈，分别邪正黑白的。而我所见到的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等，都是具有奉公疾恶之心的人，其中杨熹等所纠察的事件，效果尤其众多。至于其他则都是违法曲断，不能称职的人。有的甚至也有犯罪行为，与下面同样不正派。但由于法律纲纪弛废，不能检举督察。对此，中央机构却也不闻不问。熹平五年（176年），陛下曾下诏令，决议遣派八使，又令司徒、太尉、司空三公听采民间讽政的歌谣和疾苦奏上。当时，奉公守法的臣僚很高兴，不正派的小人则都怨怕失色。然而这个制度的拟议还没有完成，就不知什么缘故停止不实行了。从前刘向对皇帝说：“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的人，就要出现许多枉曲的事，怀着没完没了的忧虑，还会引来谗邪的小人。’现在陛下刚要做点善政，却又马上改变，这样反而会促使国内人民猜测朝廷的政事不定。应该赶快决定八使的派遣，去纠举非法之徒，换选上忠正清白的人，以辩明奖赏和惩罚。每年年底再由司徒、司空、太尉三公定出其等次，使官吏知道他们奉公的福和营私的祸，那么各种灾异的原因也许就可以杜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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