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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董卓担任司空。他听说蔡邕的名气很大，便征召他到朝廷，蔡邕称说有病不肯就任。董卓大怒，骂道：“我的权力是能使人满门抄斩，蔡邕再这样高傲，那可就快了。”又紧急下令州郡选送蔡邕到自己府上。蔡邕不得已，来到京城，被署任为祭酒，很得董卓的敬重。随即因考核政绩列为优等，而被补任为侍御史，转任持书御史，升为尚书。三日之间，历任三个府署。随后迁任为巴郡太守，复又留在朝中任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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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元年（190年），蔡邕被任命为左中郎将，跟从献帝迁都长安，受封为高阳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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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的门客和私兵将帅商议要推尊董卓与姜太公一样，称尚父。董卓征求蔡邕的意见，蔡邕说：“姜太公因曾辅助周王室，受命翦灭了殷商，所以才特加了这一称号。现在您的威信，确实很高，但是与尚父相比，我认为还是不行，应该等到关东平定，圣上的车驾返归到洛阳时，然后才能再讨论。”董卓采纳了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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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二年（191年）六月，发生了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的事，蔡邕回答说：“地动的现象，表明阴盛阳衰，是臣下僭越制度造成的。前次春季到南郊祭天，您导引圣上的车驾，乘着缀有金玉花饰，撑蓝黑色车盖伞，车盖木弓做成兽爪形，车厢描画着花纹的车乘，远近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太合适的。”于是，董卓改乘撑黑色车盖伞的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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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尊重蔡邕的才学，给予很优厚的待遇，每次宴会，都要蔡邕弹琴赞美时事，而蔡邕也常劝诫他向往善行。但是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听从劝谏，曾对堂弟蔡谷说：“董公性格刚强，又好掩饰自己的过错，最终是难有成就的。我想往东逃奔到兖州，如果道路太远不易到达，就暂且躲到山东等候，你看怎样？”蔡谷回答说：“你的相貌与一般人不同，每次出都都被许多人围观，以你这副相貌去隐匿，岂不太困难了吗？”蔡邕最终还是没有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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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董卓被诛，蔡邕恰在王允的府中坐客，谈起董卓的事，不由自主地为他叹息，面上现出痛惜的神色。见此王允勃然大怒地叱斥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几乎倾亡了汉室。你身为王朝大臣，本应当与大家同仇共忿，怎么能因感私恩而忘却大节呢！现在上天诛灭这个罪魁，你反而为他痛心，这岂不是同为叛贼吗？”随即将蔡邕拘捕交予廷尉治罪。蔡邕陈辞认错，乞求受面上刺字或砍去双腿的刑罚，保留性命以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们也都怜惜蔡邕亟力挽救，却都不能免除。太尉马日磾赶来对王允说：“伯喈是旷世逸才，又熟识汉事，应当让他继成后史，撰成东汉一代的重要典籍。况且，他一向就有忠孝的名声，现今无名治罪，杀了他岂不是会大失人望吗？”王允说：“从前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撰成诽谤之书，流传后世。现今国运中衰，帝位不够巩固，不能再让奸佞之臣在幼主左右执笔。否则不但无盖于彰示帝王的威德，还会使我们也蒙受他的讥刺诽谤。”马日磾出来对人说：“王公能长此下去吗？善良人，是国家的纲纪；历史著作，是国家的大典，灭纪废典，他还能长久吗？”蔡邕最终死在狱中。这时，王允开始后悔，但是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蔡邕当时的年龄是六十一岁。官绅和众儒生没有不流泪涕泣的。北海人郑玄听到蔡邕的死讯，叹息道：“汉世的历史，还有谁能写下留征后代！”在兖州、陈留等地，百姓们也都画像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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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撰集汉代史事，未见存录在以后续著的后史中。其以往所著的《灵纪》《汉记十意》和补述的诸列传四十二篇，也因李催之乱，大多淹灭不存了。所著的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共一百零四篇，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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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论曰：情谊的深厚，是士人所时刻不能忘怀的；流放的厄运，是人生至深的悲痛。当伯喈身负刑枷，流放在边远之地，仰望日月而不能见到一线光明；遭临风雨却得不到丝毫躲避时，他的感触又岂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呢？待他解除刑服，逃窜至欧越，偷泛小舟于江河深壑，也不知逃避了多远，尽管快步疾行在深山寒林中，还唯恐不够严密，这时，他只希望回到家乡，能将自己的尸体埋葬在故园，但这又怎么可能呢？董卓一旦入朝执政，辟召的文书立刻发下，不仅分清了冤结，还在两宿之间获得三次升擢，既表述了自己匡正的意见，董卓狂妄的僭越行为也有所更改。宛如《易·同人》卦“先大哭而后笑”的卦象，得到塞翁失马的后福。蒙受如此的恩愚，怎能不有所思念？君子断刑以后，尚有人不进食餐饮，表示不忍之心，更何况国家的法制刑律正处在变乱之中，不考虑先要办理的大事，却任情变色，这不是同邪党处罚人一样吗？执政的王允追怨司马迁的谤书流传后世，把这作为诛戮的理由，这真是没人听说过的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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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赞曰：像季长氏一样，才富情丰。研习典制文章，沈潜鼓琴吹笙。蔡邕实向往宁静，专心精美的辞文。但他却要在金商门对帝指斥佞人，使他不得不避祸南隅，流徙于北疆。孔融籍梁冀得以贵幸，蔡邕他却因怀念董卓的旧恩而名浇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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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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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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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彧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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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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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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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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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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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农桑以养其（性）〔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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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贾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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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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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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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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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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