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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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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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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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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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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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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览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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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其序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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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日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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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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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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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字仲豫，荀俭之子。荀俭早年去世。荀悦十二岁便能解说《春秋》。家境贫寒，无力买书，经常到民间去寻找借阅简牍，看过一遍多能背诵记忆。他生性沉稳恬静，容貌英俊，特别喜好著书立说。汉灵帝时阉官弄权，士人多退身穷乡僻壤，荀悦便推说患病而隐居，当时人没有了解他的，只有堂弟荀彧特别尊敬他。当初荀悦被镇东将军曹操府征召为官，又升迁为黄门侍郎。汉献帝很喜好学术，荀悦与荀彧以及少府孔融一起在宫内给皇帝讲学，朝夕与皇帝陪伴高谈阔论。接连擢升，先后为秘书监、侍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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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移至曹操手中，天子仅饬身克己，恭敬自持而已。荀悦有志于劝善规过，议兴议革，然而谋略无处施展，于是写出《申鉴》五篇。书中所论述辨析，全体现于《政体》一篇，写成后上奏给了献帝。大略内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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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的根本，不过仁与义而已。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是对仁义的规范，群经典籍是对仁义的说明，对仁义要歌颂赞美，先前的经验教训已很清楚，后人则一再重申。所以古代的圣王，能够做到仁义，就在于再三地重申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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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政治的方略，在于先除去四种祸患，再推崇五项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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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诡诈，二是私欲，三是放任，四是奢侈。诡诈扰乱风俗，私欲破坏律令，放任逾越法度，奢侈败坏制度。此四者不除，则政治无从行使。风俗扰乱了则道理荒废，即使天神地祇也无法保持其本性；律令破坏了则世道倾覆，即使君主也无法守稳制度；法度逾越了则礼制崩坏，即使圣人也无法保全大道；制度败坏了，则恶欲横流，即使极尽四方财物也无法满足欲望。这叫作四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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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农业来养育民生，审慎好恶来端正风俗，传播文化教育来表彰教化，建立武器装备来保持权威，赏罚分明来综理法律。这叫作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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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畏死，则不可以不用刑罚来约束之。民不乐生，则不可以不劝其向善。否则即便是由契王来颁布五教，由皋陶设士制订五刑，政务也无法实施。因此，身为国君就得先使人丰衣足食以安定民心，如果皇帝亲耕籍田，皇后在宫内植桑养蚕，那么国家则无游闲之人，田野没有荒地，财用自足不必买卖，国家对劳力不妄加调发，以便使社会稳定。这叫作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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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所以能惊天地，应神明，端正万物以成圣王教化的原因，无非在于其本性必须稳定而已。因而君主可以此作为审定标准。区别善与恶的关键在于分清功与罪，毁誉是否得当要根据准则来证明。从一个人的言论来督责他的行动，从一事物的名称来检验它是否名实相符，不要被欺诈所迷惑，致使扰乱民心。如此，事情就没有不经过考核的，物与物之间就没有不切合融洽的，凡善事就没有不被传扬的，凡恶事也没有不使其昭彰的，没有奸怪世俗，也没有淫奢民风。百姓上下都将利害视为是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因而使内心肃然恭敬，谨慎修养德行，内心不迷乱，外求无奢望，于是民意平稳。这叫作正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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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可以动之以情，小人则只能用刑罚约束，荣与辱是赏罚的精华所在。所以把礼教、荣辱用于君子，是感化其性情的；桎梏、鞭挞用于小人，是改变其行为的。君子不可辱，更何况刑罚了！小人不忌讳刑罚，还怕耻辱吗！如果教化被废除，则将使中等道德的人推落至小人的行列；如果教化得以实行，则会引导中人进入君子的正道。这就是表彰的教化作用。小人的性情，放松了就骄傲，骄傲则恣肆，恣肆则怨恨，怨恨则背叛，背叛则阴谋作乱，安定时则考虑私欲，可见不用威严强制就无法惩治小人。所以身为国君，必须有武装戒备，以防不测，以遏制寇贼肆虐。军队在平时就用于保卫内政，战时则用于出征打仗。这叫作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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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是政治的权柄。赏罚要分明，政令要谨慎，赏赐用来劝善，刑罚用来惩恶。君主不可妄加赏赐，这并非仅仅是吝啬财物，因为妄加赏赐则起不到劝善的作用了。不妄加惩罚也并非出于怜悯，因为刑罚过滥则起不到惩恶的作用了。赏赐不能勉励于人则叫作止善，刑罚不能起惩戒作用则叫作纵恶。做国君的能够不制止百姓为善，不放纵百姓作恶，那么国法就算确立了。这叫作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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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患既除，五政又立，就应诚心施行，牢固守护，简便行事而不怠惰，疏缓而无失误，无为而无不为，顺其自然，不过分干预，使各类事物自行配合运转。不严肃而促成事情，不拘谨而感化万物，垂衣拱手，相互礼让，不费力气就使天下太平了。这叫作为政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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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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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君主订制度并非依据古制。帝王女儿可以下嫁，这是尧帝时的典制。嫁妹被认为是很吉利的事，这是商君帝乙的教诲。周王之女嫁到诸侯齐国，这是西周之礼。然而，以阴气驾于阳气之上是违背天道，以妇人陵于男人之位是违背人伦。违背天道则不吉祥，违背人伦则不仁义。又如，古代的天子、诸侯，凡有国家大事，必须去祖庙祭祀报告。朝中设两个史官，左史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论，右史负责记录天子的行动。记事的史书是《春秋》，记言的史书是《尚书》。国君每一举动必有记录，其行为的善恶成败，没有不记录于史书的。史书记载对下也涉及士人百姓，如有卓越特异的人和事，也都予以记录。如此，有人想借史书求名而不可得，有人欲盖而弥彰。一朝的得失，荣辱却会留传千载。善人以此自勉，恶人为此恐惧。如今朝廷也应完备史官制度，由史官掌管典章文书，记录朝中行事。每至年末，把记录送交尚书令。以此作为赏罚的凭证，可用来弘扬法度、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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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帝阅毕荀悦的上奏，很是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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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喜好典册书籍，曾因班固《汉书》文辞繁多难以察看，而令荀悦依照《左传》编年体例写成《汉纪》三十篇，诏令尚书供应笔和写字用的木片。《汉纪》文辞简约，内容详备，论述、辨析精美。书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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