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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世）〔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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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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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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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让，颍川人；赵忠，安平人。年轻时都在内侍省做事。桓帝时担任小黄门。赵忠因为参与诛杀梁冀的功劳，被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被贬为关内侯，享受本县一千斛的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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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时，张让和赵忠一起升任中常侍，受封为列侯，和曹节、王甫等人平起平坐。一起共事。曹节死后，赵忠兼任大长秋。张让有一个监奴主管家事，行贿受贿，八面威风。扶风人孟佗家财万贯，和监奴相结交，馈赠问候，不遗余力。仆人们都很感激孟佗，问他：“你想要什么？我们都能办到。”孟佗说：“我只是希望你们向张让引见我。”当时请求拜见张让的客人，马车常常有几百上千辆，每次孟佗来到张让的府第，因为来得迟，都进不了门，监奴就领着仆人们在路上迎接他，抬着马车一起进了大门。客人们都大为吃惊，说孟佗和张让关系很好，都争着用奇珍异宝贿赂他。孟佗分开赠送给张让，张让非常高兴，就使孟佗做了凉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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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让、赵忠和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个人，都任中常侍。封侯受宠，父兄子弟都安插在州郡里面，贪财残暴，害人不浅。黄巾军起兵，盗贼作乱，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我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成千上万人愿意跟随他，其根源都是因为十常侍大多使他们的父兄、子弟、姻亲和宾客盘踞在各州郡，搜刮民财，掠夺百姓。老百姓的冤情无处申诉，所以图谋不轨，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应该杀掉十常侍，把他们的头悬挂在南郊，用来向百姓谢罪，另外派使者向天下发布告示，就能不劳师动众，而盗贼自然归于消灭。”皇帝把张钧的奉章拿给张让等人看，他们都脱掉帽子光着脚，叩头不止，乞求自己到洛阳皇帝特设的监狱里去，并拿出家财来充作军费。皇帝下令他们戴帽穿鞋照常办事。皇帝对张钧很生气，说：“这真是个狂人，十常侍就没有一个是好的？”张钧再次上书，内容和以前一样，被搁置起来不予上报。皇帝诏令廷尉和侍御史审查为张角施展道术的人，御史就按照张让等人的意见，诬告张钧学黄巾军道术，把他抓起来弄死在监狱里。实际上张让等人倒和张角有很多往来。后来中常侍封註、徐奉的事情单独泄露被杀掉，皇帝因此责备张让等人说：“你们这些人常说党人想要图谋不轨，下令把他们都关起来不许做官，有的还被诛杀。现在党人又在为国效命了，你们反倒和张角私通，是不是该杀？”张让等人都叩头说：“那都是从前的中常侍王甫和侯览干的。”皇帝才不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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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南宫发生火灾。张让和赵忠等人劝皇帝下令天下每亩田收税十钱，用来修建宫室。征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的木材和有文理的石头，每次州郡送这些东西到京城，黄门常侍们常常训斥说不合要求，于是强行折价贱买，十成才给一成的钱。就送到宦官那里，又得不到立即接收，木材逐渐地堆积腐朽，宫室多年也未能造成。刺史和太守又私自增加征调，老百姓唉声叹气。凡是皇帝下诏有所征用，都下令西园的养马人细密地约定和劝令，名为“中使”，恐吓惊动州郡，大量收受贿赂。刺史、二千石和茂才、孝廉的升迁和任命，都责令交纳助军、修宫钱，大的郡多达二三千万，其余的多少不一。将要上任的官员，都先到西园去讨价还价，然后才能动身。有的人因钱不够，甚至自杀。那些坚持清廉的，乞求不去上任，都被强迫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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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巨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被任命，因为有清廉的名声，被责令少交三百万。司马直奉诏后，忧愁地说：“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反而要剥削老百姓，来应付一时的要求，我不忍心这样做。”推说有病，拒不从命。走到孟津时，上书大力揭露当朝的失误，以及古往今来灾祸败亡的教训，当即服毒自杀。奏章上达后，皇帝为此暂停征收修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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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西园建造万金堂，把司农那里金银丝绸运来，满满地储存在里面，还回到河间郡国去购买田产，建造房屋。皇帝出生在侯府，一向贫穷，常常叹息桓帝不能经营家业，所以大量地聚集私藏，又在小黄门常侍那里各存了几千万钱。皇帝常说：“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是我母亲。”宦官们一朝得志，便肆无忌惮，大量起造府第住宅，仿效宫廷的模样。皇帝时常登上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们害怕他望见他们的府第，就让中大人尚但进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否则老百姓就会虚散。”从此皇帝再也不敢登上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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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派钩盾令宋典修缮南宫的玉堂。又派掖庭令毕岚铸造铜人，四面摆放在仓龙关和玄武关。又铸造四口大钟，每口都有二千斛的容积，悬挂在玉堂和云台殿的前面。又铸造出天禄蛤蟆，在平门外的桥东吐水，水转而入宫。又造出翻车、渴乌。设置在桥西，用来给南北的郊路洒水。以省去百姓洒水的繁杂。又铸造四出文钱，钱上都有四条道道。有见识的人私底下说，奢侈暴虐已到了极点，征兆已经出现，这种钱铸成后，一定会四道而去。等到京城大乱，四出文钱果然流落到四面八方。又任用赵忠为车骑将军，一百多天后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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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灵帝驾崩。中军校尉袁绍劝说大将何进，下令诛杀宦官以使天下人高兴。计划泄露，张让、赵忠等人就入宫，一起杀掉了何进。但是袁绍率兵杀死赵忠。抓住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掉。张让等几十人劫持皇帝沿黄河逃走。追兵临近，张让等人悲悲切切地哭着告别说：“我们这些臣子被杀光，天下就大乱了。只望皇上多多保重！”都跳进黄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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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论曰：自古以来断送大业绝灭宗族的事情，其原因都是由来已久的。夏商周三代因为宠恋女色而取祸，秦始皇嬴政因为奢侈残暴而致灾，西汉因外戚而丧失了社稷，东汉因宦官而覆灭了国家。兴衰成败的缘由，前辈的史家已作了长久的探讨。至于宦官作为致祸的根源，其中的详情或者还有论述的余地。为什么呢？这些人身受阉刑成为羞耻，照理与健全的生活已经无缘，名声和荣誉既不能光耀门庭，又无法为自己传宗接代，跟他谈论感情未见得有什么害处，办事情更易于取得信任，再加上逐渐参与朝中政事，对典籍人物颇有见识，所以年轻的君主重用其谨慎老成。后妃借以传达旨意，来往中没有猜忌的心理，亲近他又有令人欢悦的容貌。也有的忠厚端正，心怀计策纠正邪恶；有的才思敏捷，应对如流，难辨真假；有的赞誉忠贞贤良，及早地举荐他们。并不只是放纵凶恶，也非只有残暴骄横。但是正邪并存，面貌和实质相掺杂，大奸若忠，所以能够迷惑年幼的昏君，扰乱众人的视听，大概也是自有其道理可寻的。不正当的权利既然滋长，同伙和附从自然与日俱增，正直大臣的非议，必然会泄露出来，至亲外戚的愤恨，才导致专权夺利的争端，这就是忠正贤良的臣子无计可施，社稷终于沦为废墟的原因。《易经》说：“脚踏着霜，就快要冰冻三尺了。”这是说凡事的形成，都是由来已久的。如今我们追寻这些原因，又怎能局限在一朝一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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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赞曰：用人失误都非小事，过于重用就违背了道理。何况本是宫内的小官，却参与起天朝的机要。搬弄文墨惺惺作态，夺利专权作威作福。损害门庭祸乱国家，除此没有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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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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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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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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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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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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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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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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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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