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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论曰：自光武帝统治中期以后，战争稍稍平息，朝廷开始重视经学，从此经学学风日渐浓厚。那些穿儒衣，赞美先王，游学庠序，聚集学舍的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了。像那些有儒家博士居住的地方，人们总是不远万里去投奔，学舍迅速建立起来，自带口粮来学经的人动辄有几百上千之多，年老著名、德高望重的经师开门讲学时，注册的学生不下万人，经师都专门传授祖上的一家学派，没有人在教学中与其他学派混杂讹传的。以致发生不同学派在朝廷相互争论，在地方私家各立朋党，他们把对经典的解释不断烦琐，穿凿附会经义，以便合于自家学说。所以杨雄说：“现在的学者，不仅追求华丽辞藻，而且是在衣带、佩巾上刺绣，过于烦碎。”经典中的道理是专一不二的，蕴藏的含义万变不离其宗，就连话某一经的大学问家也没人有所改动，所以博学通达的学者鄙视他们的墨守经义，这正如杨雄所说“争辩不休的经学，只因各自固守本家师法”。况且就那些已成名而因此考取高第做官的学者，最终能有很大学术成就的人，大概也很少，迂腐由此可见。然而儒生所谈论的都是仁义道德，所传授的皆为孔子圣人之法。因而使得人人懂得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家喻户晓何为违邪归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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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开始，政治恶化，朝廷纲纪，日益受到侵犯，国家弊端屡屡有所呈现，即使在中等智力以下，也无人不能发现这种分崩离析之势；而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仍不敢为篡位之谋，豪强武士也得听从小小儒生的建议，人人背诵先代君王的言论，下层百姓也畏惧多年按经典教化形成的是非风气。至于张温、皇甫嵩一类人，虽然有安定半壁江山之功，声名威震四海之内，转眼之间，帝王基业便可移至自己手中，但是他们仍在昏君手下鞠躬尽力；虽然不被汉献帝重用，处境狼狈，解散军队，被征调拘制，但是仍不觉悔。至汉朝国运折损自终，天人气数殆尽，然后各路英雄乘势而起，最终废除了汉献帝。考察汉朝如此衰败，却又能维持多年的统治，这难道不是长期以来儒学倡行的功效吗？所以说，先代大师们留下经典艺文，勉励学者的功劳，真是厚重而又深切。如果不遵循《春秋》一类儒家经典之义，以致相互勾结而凶杀作乱，那样对社会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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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赞曰：学术文化没有败坏，学者各自承袭家学。学术分为流派，各成专家，一并兴起。精细与疏浅，不同学派互相交会，通达与阻隔，不同学说互相征引。千百年中儒者述而不作，渊源谁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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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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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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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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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其文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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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著《辩和同之论》。其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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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暗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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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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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殁，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正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众之。此讳而得道者也。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二女。此顺而失义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阳穀献酒，子反以毙。此爱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犹生我。”此恶而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难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盖善其知义，讥其违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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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知而违之，伪也；不知而失之，暗也。暗与伪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违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夏书》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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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进退周旋，唯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得其义，虽仇雠不废。故解狐蒙祁奚之荐，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为成，傅瑕以顺厉为败，管苏以憎忤取进，申侯以爱从见退：考之以义也。故曰：“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考义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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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碨磥。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徙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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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召人拜尚书郎。累迁，后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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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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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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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字曼山，又有一名叫刘岑，东平宁阳人。刘梁是汉朝宗室的后裔，但他从小就成为孤儿，生活贫困，依靠在市集上卖字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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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常常痛恨社会上的人多趋炎附势，互相利用，结党营私，于是写了一篇《破群论》。当时看过这篇文章的人认为，“孔子写作《春秋》，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如今写出这篇议论，那些凡夫俗子难道不感到惭愧吗！”这篇文章没有存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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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又写了《辩和同之论》，辞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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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事，有因为违背而符合规法（“道”）的，有因为依顺而丧失正理（“义”）的，有因为爱宠而导致害人的，有因为厌恨而受到称颂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懂道理，有见识就会有所得，头脑糊涂，明知故犯就会有所失。所以君子处理问题，应该对人对事没有偏颇，无所厚薄，而必须以正理、即“义”的准则来检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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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法是由于“和”而产生的，丧失正理是由于“同”而导致的，所以，把是否能够有所增益叫作“和”，好坏不分叫作“同”。《春秋传》说：“和就好比汤汁，加入了酸味苦味来增添它的味道，君子吃了可以平和心气。同就好比水，如果以水来补充水的味道，谁会去喝它呢？如果琴和瑟都成为一个音调，谁会去听它呢？”所以，君子做事，应该讲求忠实信义，而不是阿谀偏袒，要有所增益，而不要好坏不分，要以挽救过失为正直，以纠正错误为忠贞。经中说：“顺从引导那些正确而有益的行为，纠正挽救那些错误而有害的行为，那么君臣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心意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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