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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廖；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抑关。”怀慎既庶事曲从，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渐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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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然纵其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时有中书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蕃人珍遗，事发，上亲加鞫问，下狱处死。崇结奏其罪，复营救之，上由是不悦。其冬，曲赦京城，敕文特标诲名，令决杖一百，配流岭南。崇自是忧惧，频面陈避相位，荐宋璟自代。俄授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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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月余，玄宗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上召宋璟、苏颋问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上又召崇问曰：“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崇对曰：“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坏，尚不免崩，既久来枯木，合将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四海为家，两京相接，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岂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于天下。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赐绢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改新庙，车驾乃幸东都。因令崇五日一参，仍入合供奉，甚承恩遇。后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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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诫子孙，其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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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阙。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斯，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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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头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致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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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人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涂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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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寻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物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解沈疑，宜观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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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物，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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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忽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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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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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重赠崇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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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长子彝，开元初光禄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修谨，开元末，为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闳为侍御史、仙客判官，见仙客疾亟，逼为仙客表，请以弈及兵部侍郎卢奂为宰相代己。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闻而怒之，闳决死，弈出为永阳太守，奂为临淄太守。玄孙合，登进士第，授武功尉，迁监察御史，位终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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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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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父亲善意，贞观年间，任隽州都督。元崇曾任孝敬皇帝挽郎，应下笔成章科考试，朝廷授给他濮州司仓参军的官职，后经五次升迁任夏官郎中。当时契丹来犯，攻陷河北好几个州郡，军事要务堆积，元崇剖析决断，如水分流，都有条理。则天很稀罕他的才干，越级提拔他为夏官侍郎，又接着任命他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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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初年，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说：“过去周兴、来俊臣等审问关押于奉诏令特设的监狱中的犯谋反罪的囚犯，朝臣们交互牵扯株连，全承认犯有造反叛逆罪，国家有法律，朕哪能违反。这中间曾怀疑无辜受害、滥施刑罚的情况，又派近臣到狱中亲自询问，都得到囚犯们的亲笔供词，承认犯罪是实，朕不再怀疑，就批准了周兴、来俊臣的报告。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再没有听说有造反叛逆的人，这样看来，以前被处死的，岂不是有受冤枉被滥杀的吗？”元崇回答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亡家破的，全冤遭酷刑被迫认罪而死。告发的人特别把这当成立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的党锢之祸更厉害。陛下派近臣到狱中询问，近臣也不能自保，怎敢对已断的案子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案，又害怕遭酷吏毒打，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都是这样。依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自今日之后，臣以微贱之躯及一家百口担保现任内外官吏再没有造反叛逆的人。请求陛下以后得到控告状词，只是收存保管，不必推究审问。如果后来有证据，说明造反叛逆是实情，臣请求接受知而不告的罪名。”则天非常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这事，贻误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卿所说的话，很合朕的心意。”这一天，则天派宦官送一千两银子赐给元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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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突厥叱利元崇图谋叛逆，则天不愿元崇和他同名，于是改名元之。不久转任凤阁侍郎，依旧执掌朝廷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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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四年，元之因为母亲年老，上表请求解职侍奉老母，言辞极其悲伤，则天不好违背他的心意，于是任命他为相王府长史，不再执掌朝廷政事，使他得以奉养老母。这一月，则天又让元之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进言道：“臣服侍相王，不便于又执掌兵马。臣不是爱惜生命，害怕不利于相王。”则天认为他的话很对，让他改任春官尚书。这时候，张易之请求把十位京城的大德僧人移派到他在定州私设的寺庙里，僧人不愿前往，极力诉说，元之决定停办这事，易之多次提出，元之终不接受。因此易之向则天进谗言诋毁元之，则天改命元之为司仆卿，依旧执掌朝廷政事。后来又让他出任灵武道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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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元之正好由灵武军中回都城，于是参与谋划，因立功被封为梁县侯，并赐给他封户二百。则天传位给太子，移居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迁到皇宫作息，王公以下无不欢欣鼓舞，互相祝贺，唯独元之呜咽流泪。彦范、柬之对元之说：“今天哪里是哭泣的时候！恐怕您的灾祸要从现在开始临头了。”元之说：“我侍奉则天的时间很长，突然这样分离，感情发自内心，想忍也忍不住。过去和你们一起诛灭凶恶的逆臣，这是当臣子的人平常应该做的。哪里敢说有什么功劳；现在离开原先的君主而悲伤哭泣，也是臣子应有的最后礼节，由此而得罪，确实心甘情愿。”没多久，元之出任亳州刺史，又转任常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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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即位，征召元之入朝，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接着又升任中书令。当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李成器任闲厩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都掌管禁军，朝外的议论认为这样不利。元之同侍中宋璟秘密地向天子进言，请求让太平公主迁往东都居住，派成器诸王到地方任刺史，以安定人心。睿宗把这事告诉太平公主，公主大怒。于是，玄宗上疏说元之、宋璟等离间皇室兄弟，要求给他们加罪，于是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又转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元之处理政务追求简约严肃，百姓官吏曾立碑记载他的功德。不久任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在新丰驿讲习武事，征召元之代替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紫微令。元之因避开元尊号，又改名为崇，天子进封他为梁国公。姚崇坚持不接受封户，于是玄宗取消他原先的封户，但又特别赐给他新的封户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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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中宗的时候，公主外戚都上报天子请求度人出家当和尚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佛寺的，富户壮丁，都营造寺庙以逃避徭役，和尚尼姑远近充斥。到这时候，姚崇进言说：“佛不在身外，只须求之于内心。佛图澄最有德行，对保全后赵并无益处；鸠摩罗什多才多艺，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苻融奉佛，都遭到败灭；齐襄帝、梁武帝佞佛，也没有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行事有利于他人，使百姓安乐，也就是佛了。何须妄度奸诈之徒出家，让他们败坏佛法？”皇上采纳他的意见，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僧徒，因有名无实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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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蝗灾，姚崇进言说：“《毛诗》说：‘抓住那害虫，放到火里烧死。’又汉光武帝的诏书说：‘努力顺应时令，鼓励、督促农民耕田织布，除掉那蝗螟，以及其他害虫。’这说的都是除灭蝗虫的意思。蝗虫既然知道怕人，也就容易驱逐。又禾苗都各有主人，救护一定不辞劳苦。蝗虫既然会飞，夜间必定要扑火，晚上设置火堆，在火堆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是可以除尽的。这时山东百姓都烧香拜神，设祭祈福，眼看蝗虫吃禾苗，手不敢靠近。自古以来蝗虫不能除灭，不过由于人们不肯效命出力，只要使大家齐心合力，蝗虫一定是可以除灭的。”于是分派御史到各道督促捕蝗。汴水刺史倪若水坚持进言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养德行来消除。从前刘聪的时候捕杀蝗虫没有成功，为害反而更加厉害。”于是抵制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大怒，发公文告诉倪若水说：“刘聪是伪皇帝，德不能压过邪；今日朝廷圣明，邪不能压过德。古时的好太守，蝗虫不进入他的辖境，如果说修养德行可免除蝗害，那岂不等于说蝗害是由于没有德行才招致的吗！现在坐视蝗虫吃禾苗，怎么能忍心不救？由此造成饥荒，你自己又怎么能心安？千万不要迟疑，自己招来悔恨。”于是，若水用烧埋法灭蝗，捕获蝗虫十四万石，扔进汴渠里流走的蝗虫更计算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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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里议论纷纷，都认为驱逐蝗虫是不利的，皇上听到这些话后，又问姚崇。姚崇说：“平庸的儒者拘守经书文字，不知变通。凡事有违背经书的说法而合乎道理的，也有违反常理而符合变通原则的。从前魏时山东有蝗虫伤害庄稼，由于略微忍耐一下而没有立即除灭，致使庄稼全被蝗虫吃尽，百姓饥饿，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后秦时有蝗虫，庄稼和草木都吃尽，牛马饥饿，到了相互咬毛吃的地步。现今山东蝗虫到处都是，仍在尽力繁殖，实在罕见稀闻。河北、河南地区，粮食贮存不多，倘若庄稼没有收成，百姓哪能免于流离失所？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可拘泥。即使灭蝗不能灭尽，也还比不灭蝗造成灾害强。陛下爱惜生灵，憎恶杀戮，这件事不须麻烦陛下发布敕令，请容许臣发公文处置。如果蝗虫不能除灭，臣身上的官爵，请陛下一律免除。”皇上赞同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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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哪能用人力来控制？朝外议论都认为您这样做不对。又杀虫太多，会妨害阴阳气的调和。现在改变还来得及，请您考虑。”姚崇说：“楚王吞下蚂蟥，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两头蛇，上天降福给他。赵宣子十分贤明，憎恨晋灵公放恶狗咬他而杀死了狗；孔丘近乎圣人，不爱惜祭祀用的羊。他们都志在安定百姓，考虑问题不违背礼的规定。现在蝗虫极盛，驱除它完全可能，如果放任它吃禾苗，那么蝗虫所到之地，庄稼都会被吃尽。山东百姓，难道应当饿死！这事我已经当面报告天子并决定下来，请您不要再说什么。如果拯救百姓杀死害虫，会因此招来灾祸，我愿独自承受，依据道义，决不会仰求您分担责任。”怀慎既然什么事都曲意顺从姚崇，终究不敢违背姚崇的意志，蝗害因此也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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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皇上刚即位，致力于兴立德政，军队国家的各种事务，多询问姚崇，同时的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不过从命罢了。姚崇独自担当重任，通晓为官之道。裁决政事不拖泥带水。但是放任他的儿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泛接引宾客，收受馈赠，因此受到当时人的非议。当时有中书主书赵诲，得到姚崇的亲近信任，赵诲接受外国人的珍贵礼物，事情败露，皇上亲自审讯，将他下狱，并判处死刑。姚崇对他的罪做了结案处理并报告天子，却又想营救他，皇上因此不高兴。这年冬天，因特殊原因赦免京城的罪犯，天子的赦令中特别标出赵诲的名字，命令打他一百棍，然后流放到岭南。姚崇由此感到忧虑、恐惧，多次当面向天子请求让出宰相的官位，并推荐宋璟代替自己做宰相。不久授给他开府仪同三司，免掉了他的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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